松两地的肆虐，豫亲王多铎、贝勒博洛、尼堪为的满清南下主力受到重创，不得不返京休整，又顾忌天花痘疫，不出春季，根本不敢再度南下。而李成栋早已在嘉定之战中战死，郑氏少主郑森则是被洪承畴所擒，在南京作质，成为洪承畴与郑芝龙谈判的重要筹码。
但满清颠覆隆武朝廷的既定战略没有改变，只不是换成贝勒勒克德浑以及绿营参将金声桓部，从江西迂回进入福建罢了。未来的变化会成为什么样子，已根本不是高旭所熟悉的那个面目了。
勒克德浑离开南京之后，洪承畴力所能及地加强南京的防守力量。
他从山东调遣绿营总兵柯永盛部移驻南京，又让恭顺王孔有德的人马从苏州移驻镇江，重点拱卫南京。至于苏州，则是由李元胤部镇守。尽管苏州不光在东面面临驻守在昆山的同盟军铁一镇的压力，在西面又面临以吴易、孙兆奎为的太湖义军的压力，可谓腹背受敌。但是苏州城内天花流行，已成为重灾区。
以洪承畴看来，只要在满清主力再度南下之前，只要以镇江孔有德部、杭州张存仁部遏制同盟军有可能起的攻势，至于常州、苏州、松江三府，只要守住大运河沿线的主要据点，就万事大吉了。
当然，洪承畴在战场之外，他也作出了几个措施。
其一，就是封锁崇明同盟军的海上贸易。
自从高氏少主郑森在去年十一月底被俘之后，洪承畴一边让郑森昔时的老师、复社大佬、如今时任满清礼部尚书之职的钱谦益苦口婆心地劝降之外，同时派出使者到福建，与郑芝龙秘密谈判，要挟郑芝龙封锁以高氏为的江南联合商会的南洋航道，以及日本航线。
封锁南洋，对于郑芝龙来说，很简单，他只要封锁台湾海峡就行了；至于日本航线，也很简单，郑芝龙年轻时在日本长崎呆过，一直以来，郑氏是长崎的主要华商，而且日本幕府奉行锁岛国策，主要的贸易商也是郑氏。只要郑芝龙放出话来，长崎方面自然就可以断绝与高氏的贸易。
由于福建郑氏与崇明高氏素来存在竞争关系，而且随着同盟军的崛起，高氏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只是无论同盟军在江南如何风起水生，但郑氏在6上的地盘富有福建一省之地，在水路上又把持着台湾海峡，郑芝龙自然不甘心把制海权拱手让人。
就算没有郑森为质，郑芝龙也乐意遏制高氏的海上扩张。
对于这点，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明亡清兴，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两者内部的凝聚力。
尽管满清宗室内部也存在竞争，但对外的步伐在摄政王多尔兖的主政下，基本一致。反观南明的各个势力，满清没打到家门口前，要么明哲保身，苟且偷生，要么窝里斗，比如立哪个王爷当皇帝，先是弘光帝福王与潞王的立贤与立亲之争，后是隆武帝与鲁王在福建与浙东两地政权的纷立，再后又有永历帝与绍武政权的兵戎相见。要是清军打到门口，皆是一触即溃。
所以，国难当前，以郑芝龙的海盗风范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主，不顾大局，同室操戈，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崇明高氏以海路起家，封锁了海上商道，就相当了扼住了同盟军的后勤钱粮。
这个措施在去年十二月就开始实行了。
年初，这个措施的效应就会立竿见影。
其二，就是议和，招降。
以洪承畴看来，既然征讨的代价难以承受，当然可以试试议和。当去年年底，北京的摄政王多尔兖收到洪承畴的建议之后，就授宜洪承畴全权实行招降事宜。
以汉制汉，借力打力，向来是摄政王多尔兖主政的方略之一。他不像崇祯帝那样，一提和议就遭到文臣们的大义相逼，打不起，总可以谈谈。无论如何，满清已座拥两京，早已成全国性的政权，而同盟军不过是地方势力而已。既然清方能放下身段而谈谈，也是同盟军莫大的“荣幸”。
当然，洪承畴也深知，就算谈，也不会谈出个所以然，光是留头还是留的问题，就陷入两难了。但洪承畴的目的不是要谈出个所以然来，而是争取时间。最好的如意算盘自然是整个春季都在谈，只要出了天花流行的春季，满兵主力再次南下，那时，谈不谈就无所谓了，大家在战场上再见真章。
洪承畴探得高氏少主、同盟会与同盟军的双料魁高旭，在正月初六大婚的消息之后，就决定派出以复社大佬钱谦益为的代表队携带重礼，开赴崇明，商谈和议之计。
致于那高旭接不接招，唯有到时试试看了。
其三，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取得同盟军的天花疫苗。
摄政王多尔兖在诏令中再三对洪承畴强调，只要能取得天花疫苗，任何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对于这点，洪承畴当然也深以为然。满兵入关以来，不服水土，且不说在南方，光在北方，死于天花的也不计其数，就连大内禁宫也无可幸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天敌。
既然疫苗如此重要，同盟军方面自然奉若珍宝。
但是，就算高老庄的高氏工坊是铜墙铁壁，洪承畴对高老庄的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