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七月初,高旭悍然把民望尽失的义阳王驱逐出崇明,沈廷扬无法像高旭那样毫无心理障碍,如今国族危难之际,对于像沈廷扬这样的大明忠臣来说,特别需要一个大明宗室人选凝聚人心,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这就是为什么沈廷扬虽然知道义阳王不学无术,当初仍然把他奉上崇明一隅之地的监国之位。
以沈廷扬看来,清军南下以来,弘光朝虽然一触即溃,南京、杭州相继不战而降,但对于大明朝而言,仍然有福建、湖南、江西、两广、云南、贵州诸省没有沦陷,那么,这些省份必然会奉出一个朱明宗室来继任大统,以便号令天下。
虽然高旭的同盟军在江南掀起了浩大的声势,但沈廷扬认为光凭崇明一隅之地,没有后方的支援,驱逐鞑虏的大业并不容易。作为穿越者高旭来说,他能看得很远,但他面临博洛北返的压力,近忧在前,他没有功夫去远虑。
作为当局者迷的沈廷扬来说,他看不透这时局的迷雾。他虽然身在崇明,却忧心南部诸省的形势。
沈廷扬久经官场,深知明末党争之害,去年北京沦陷,崇祯驾崩之后,南京的官绅们为了在福王与潞王中选谁继任大统而纷争一时。最终俩人都是一种货色,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清军兵临城下时,福王弃南京逃跑,潞王献杭州投降,俩人都成了清军的阶下囚。
虽然大明的王爷们都是阿斗,但因为反清复明形势的需要,又必须需要一位“阿斗”来继任明室大统,安定人心。
如今时事艰难,这些大明朝的末代王爷都是那些忠于明室的官绅们在精神层面上的“鸦片”。
作为大明传统的忠臣,沈廷扬也不例外。
继福王、潞王之后,哪一位南明王爷能继任大统,身负中兴大任?
自从高旭驱逐义阳王之后,这个问题就困扰着沈廷扬。
在七月初高旭出征嘉定的前夜,沈廷扬就问计于他。由于如今的高大少已非吴下阿蒙,沈廷扬自然没有耻于下问之心。
当时高旭刚刚驱逐了义阳王,为了安抚沈廷扬的情绪,大略了解南明史的高旭便适当透露了一些南明隆武政权与绍兴鲁王监国政权的情况,目的是告诉沈廷扬,那个义阳王排不上号,不值于一提,也不屑于一顾。
高旭大略知道唐王称帝与鲁王监国是在闰六月、七月份,具体哪一天,他自然不清楚。只是高旭记得唐王隆武与鲁王相争的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是唐王出任监国的时间比鲁王早四十天。由此推断,那唐王是闰六月初在福州监国,月底称帝,七月开始改元隆武;而鲁王大约是在七月中旬在绍兴出任监国的。
“以你说来,上个月唐王已在福建监国称帝,这个月鲁王又要在绍兴监国。那岂不是国有二主?”沈廷扬听了高旭说罢,顿时失色道:“大敌当前,这岂不是又要上演同室操戈之事?这该如何是好啊?”
对于沈廷扬的焦灼,高旭不以为然,不论是唐王,还是鲁王,甚至后来的桂王永历,他们都难以担当中兴大任。按照史载,隆武朱聿键锐意恢复,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但他受制于郑芝龙,也无法大展抱负。鲁王则是地处浙江一隅,难有作为。至于永历,也不用提了,素有逃跑皇帝之称。
至于国有二主,唐、鲁争立,不管谁是谁非,也不论是鲁王,还是唐王隆武,在历史上,只要博洛大军一开到,全都歇菜了。
对于那些南明政权,高旭已经完全死心了,自然不会像沈廷扬那般惶恐不安。历史告诉高旭,那些大明王爷都靠不住,想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只有靠自己披荆斩棘去闯出一条路。
但沈廷扬没有死心。
次日七月初四,高旭出征嘉定,沈廷扬则是立即派人到绍兴打听消息。崇明离绍兴不远,隔了一日,沈廷扬就得到了确切消息,浙东官绅正要迎鲁王到绍兴,打算在七月十八日这个王道吉日让鲁王出任监国。
沈廷扬得知鲁王离出任监国之位还有十余天后,为了避免将来国有二主的纷争,他当即修书二封,再派数名心腹经海路直奔绍兴和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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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六月,身在杭州的潞王献城降清,浙江大部州县递上降表,归顺清朝。但随后满清剃令一下,各地乡民“人护其,道路汹汹”。亡国之痛再加上留不留头的残酷,为了悍卫冠,在浙江各地州县如同常州江阴县一般,迅掀起一股反清热潮。
在任何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都不缺救国救民的热血书生,比如江阴书生许用、6楷,比如绍兴诸生郑遵谦。当郑遵谦的父亲亲赴杭州剃降清时,他却反父道而行,决意在绍兴起事,召集志同道合之辈,慨然道:“天下事尚可为,我欲举义旅,何如?”
他招兵誓师,拥义兵数千。为解决粮饷,郑遵谦召集缙绅筹粮,有缙绅以家境窘迫推托,大骂道:“尔等受高官厚禄数十年,今国破君亡,尚欲拥厚赀安享耶?”
骂毕,便以斩相胁,端的是痛快淋漓,阔老们胆寒之余,只得按额输饷。其父闻变,仓惶从杭州赶回,跪于郑遵谦面前,大哭道:“汝幸老奴命,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