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北伐之后，蒋介石虽然在成功的在南京建立了表明上统一的国民政府，但仍有桂系、奉系、川军、西北军、晋军等老军阀存在，与此同时在武汉亦有武汉国民政府的存在。此间汪精卫成功的迫使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然而宁汉合流之后，随即桂系势力又开始爆发性的膨胀，联合西山会议派把控南京政府，结果汪精卫自己玩火不成又被迫下野，被张发奎、李济深等人迎往广东，国民党再次宁粤分裂。
1928年初，蒋介石得以复职，北伐成功后的裁军会议，因为蒋介石意图加强集权，削弱桂系等力量，1929年爆发讨桂之战。蒋介石虽获胜，但国民党内反蒋派如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再次聚集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随即汪精卫再次返国，组织护党救国军，下辖阎锡山第一路军、冯玉祥第二路军、张发奎第三路军、唐生智第四路军、石友三第五路军、胡宗锋第六路军、何键第七路军、李宗仁第八路军，宣布讨蒋。
虽然八路大军是七拼八凑而来，被蒋介石用各种伎俩击破拆散，但冯玉祥和阎锡山可是有点实力的，他们于1930年联合李宗仁再次组成数十万反蒋联军，并组成以汪、阎为政军首脑的北京国民政府，这就是著名的中原大战，双方三十余万人死伤，打得是半个国家一片狼籍。正在双方不可开交、就差一根稻草之时，东北军的张学良权衡利弊加入了蒋介石的一边，可以说张学良做了他一生中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一件事，促成了中国形势上的一统。
1931年初，汪精卫宣布下野，接下来蒋介石软禁党内亲日大佬胡汉民，1931年5月，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等于广州成立非常国会，迎立汪精卫建立广州国民政府，并于1931年九月出兵趁中央军空虚之际北伐南京，日本人策划的九。一八事变正是期间爆发，加之川滇疆等地的军阀与蒋介石的关系，这些军阀对中央基本都是表面归顺，没利益就阳奉阴违，尤其是川军里几路势力自己打的不亦乐乎。
国家形式一盘散沙，在这样一个国共内战、蒋介石与反蒋势力的内战、其他军阀之间的内战持续不断，蒋介石并未在国民党内取得权威地位、南京国民政府对各地也无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在中日力量对比天壤之别的情况下，各路诸侯都在鼓吹抗日，实际上鼓吹抗日是各路诸侯的一件法宝，我高喊抗日中央政府就不能裁撤军队，就不能削减开资，不但不需要向中央缴纳税赋，还能伸手要钱要武器。
在林定远的思维中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但是林定远也清楚这是因为自己的位置所限，自己身为一名将军，职责就是保家卫国，国土沦丧之际，只能以死抗敌，可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国家民族不灭亡，往往都是先选择屈辱的生，因为这不是自己一个人一条命，是一个民族几万万条人命，一个几千年国家的国命。
在七七事变之后，张自忠忍辱和日本人周旋谈判，实际上，就是换了汉文帝、唐太宗、列宁这些人，在敌我力量对比严重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选择忍辱负重，汉初面对匈奴，汉朝又是和亲送女人，又是送金帛，还容忍匈奴的边境抢掠不敢翻脸，李世民在国力强大的时候也有渭水之辱，北伐军收复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在南京也冲击了列强的领事馆和教堂，列强惊呼不已。
唐朝的唐德宗，为了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下重振中央权力，真正统一国家，与吐蕃签署了屈辱的盟书，承认当时为吐蕃所占的陇右以西、包括安西北庭在内的广大唐土为吐蕃所有，苏俄的列宁为了国内革命，和德国签署了屈辱割地的《不列斯特和约》，对于列宁的评价则是对于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新政权，这是必要的，而中国此时此刻的环境还远不如历史上的汉、唐、苏俄，但是日寇忘我之心不死，亦只能被迫血战到底，中国人民不喜欢战争，但是绝对不害怕战争，林定远认为武汉和南昌有人在鼓吹倒蒋明显是别有用心之举，甚至可能是日本人的诡计。
南京危在旦夕之际，国府之内竟然还有人在为了一己私利在试图干扰抗战大局，抗战不是用嘴巴说的，不是喊的空口号，而是需要用鲜血祭奠的，林定远第一时间给南昌和武汉方面发去通电，南京卫戍区部队全体官兵支持蒋委员长拨乱反正。
实际上，林定远的电报对于蒋介石来说如同山火突遇天降甘露一般的救命，因为蒋介石一向是一个要脸摇面子的人，他有负林定远，对其失信，虽然急于需要林定远的一份通电，但是他轻易不能张口，也不许别人替其充当说客，林定远的通电让蒋介石对其彻底放下了心，一个内心纯净的人，在坏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南京危在旦夕，党内却横生枝节，这关键的五天几乎决定了南京的命运，林定远与一干中央军将领的通电和军统的重手腕出击，将那些试图搅乱国内抗战大局的报社与电台全部查封，一所名为抗战之声的电台使用的竟然是崭新的日本铃木的机器？这不能不让人生疑，之前上蹦下跳的汪精卫等人也偃旗息鼓，纷纷发表声明与此事无关。
南京已经是孤城绝地了，国内政府面对外寇强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