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对于东北军来说陕北剿共根本不是什么好事，加上之前与红军作战连续战况不利，部队久离东北老家士气低落，兵员、武器、弹药补充困难，东北军所部的步兵第一一二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零师等部队已经被南京军政部撤销了部队番号，东北军越打越少，形势变得极为严峻起来。
于是1936年四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方面进行秘密接触，四月九日，张学良驾轻型飞机秘密抵达延安的瓦窑堡会见周恩来，同机前往的还有王以哲、刘鼎。并且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所谓的西北大联合确实成为了当时一个看似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的前提条件是要将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方面，林定远虽然不是什么战略家，但是他非常清楚的是，无论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种一点主动权都不掌握，完全将希望寄托在外国势力身上的事情，实在悬乎得很。
可以说张学良在协定签署之后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这批特殊的医疗用品和药物挽救了邓小平的生命，张学良在此期间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后世对此议论纷纷，由于缺乏史料和文献，亦各派观点众说纷纭。
实际上，林定远认为是蒋介石抵达西安督战并且准备撤换张学良和杨虎城，才给张学良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武装政变条件，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造成张、杨的恐慌，张学良出于公心，屡次向蒋介石提意见，遭拒绝，蒋介石后来又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不满，张学良与杨虎城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在此之前，张学良在得知国民党特务处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立即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介石当面严词拒绝，两人大吵一番不得结果。
当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开枪实施镇压。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于是请愿的东北大学生们在华清池前列队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的全部东北官兵，全场爱国情绪高昂，连续呼喊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口号，可谓彻夜不息。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介石举国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被捕的学生，但是蒋介石怒道：“对这批赤化之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国家有国家的安排的战略，岂能如同儿戏一般？”
盛怒下的张学良毅然决定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于是又命副官处派遣五名见过蒋介石的副官一同前往，前提是必须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
12月12日晨五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全面爆发。
随即张学良与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林定远新编第一师已经在襄阳完成集结待命，而特种作战分队所属的“狼牙”、“猎隼”、“利爪”三支作战分队在机场集合待命，突击装备全部准备完备，身着迷彩服全副武装的林定远守司令部的红色作战电话前等候从南京来的作战命令和指示。
副师长刘念文在襄阳车站亦开始组织部队和武器登车，车站上一片的人马嘶鸣，汽车额喇叭声交杂在一起，宪兵竭力的在疏散着有些混乱的部队和物资，由于出发前各部队编排好了行军序列，但是襄阳车站太小，车皮太少，后续部队抵达之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小城突然挤进来三万多全副武装携带枪炮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