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师炮兵团、保安第六团及伪县政府警察、还乡团等。滕县南三十里的官桥，有敌伞兵纵队一个营据守。滕县北的邹县城为敌第二十四军一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据守。整编第二十师即第二十军与第二十四军均是川军部队，而我军兵力分散，加上攻城器材缺乏，弹药因雨季转战淋湿后大多失效，虽经我连续四天攻击，形成相持状态。本拟集中一、四纵队兵力再行强攻滕县城，但由于我军对津浦铁路及鲁西南敌后地区的连续出击，严重地威胁鲁中之敌，敌以五军、七军及整五十七师等七个整编师匆促回援，鉴于调动敌人的任务已经达成，即放弃对滕县敌的攻击。七月二十日，我主动撤出滕县、邹县战斗。
七月二十三日，我一、四纵队进抵枣庄东北集结待机。野司的意图是待华野北线部队南麻、临朐战役得手之后，南北夹击敌一个兵团，决定我们在鲁南待机。
“西瓜”与“面包”
我华野北线部队于南麻、临朐地区反击敌整十一师、整八师，由于暴雨，没有打好。而鲁南也是连日大雨，大小河沟水位暴涨，兰陵以南地区地势低洼，淹成一片泽国，交通断绝，北进困难。这样，不仅没有达到南北夹击的战役企图，反而被敌人抓住我华野两个主力纵队孤悬鲁南敌后的弱点，妄图吃掉我们。敌人在电报和无线电话中，把一纵称为“面包”，四纵称为“西瓜”，只要打开报话机，就可听到吃“面包”、啃“西瓜”的一派狂言。他们认为“面包”、“西瓜”吃定了！因为，合击我两个纵队的是五个整编师的兵力，后续欧震兵团的三个整编师即将赶到，南面的台儿庄、运河一线又有冯治安部两个军，无论何是突不出重围的！好不容易围住了我两个主力纵队，蒋介石也来了劲头，亲自指挥围追堵截，要报孟良崮七十四师被歼之仇。
野战军首长也为我们两个纵队的处境焦虑。陈、粟、谭在养申电文中指示我们：“以插回蒙山争取东返会师为行动方针。”如果我们在枣庄地区或兰陵地区，“应有决心在鲁西地区机动转移一时期，打一两胜仗，不过早暴露东返企图”；如果我们在峄枣地区，则可派一个师“引敌人向西北，你们才能迅速向东”；并问我们“能否分出一个到两个师协同鲁南地方武装开展局面，使主力掩护适当地点，然后于适当时机突然向东或东北经费县以西地区回蒙山”。给我设想了东返会师的不同方案，但又给我们指出：“总之，靠你们机断处理，或两个纵队集结行动，或分两路行动，均诸考虑实施，一切机断处理，争取胜利转移为要。”野司首长的主要倾向是一、四纵队东返，但究竟如何行动，则由我“机断”。
当时，向北、向南突围根本不行，敌人摆有重兵；向西则是津浦线，敌人正在调动，准备拦阻我军；只有向东北渡沂河，然后跃入沂蒙山，但是山洪暴发，沂河猛涨，没有桥，根本无法渡河。虽说沂河水暴涨暴落，一时也难以退尽，战争中的时间宝贵万分，一时之差，很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再说，敌人也必然估计我军寻求时机东返，不能投其所好。我和陶勇同志考虑再三，决定向鲁西南突围，只要能突破敌军的包围，就能与我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的右路兵团会合。问题是怎样突出去。我们知道，要突破敌人重兵阻拦，越过津浦线，跨过独山湖，向鲁西南突围是不容易的。
我们的行动，要根据对敌人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才能下正确的决心，因此收集到准确的情报是十分重要的。华野两个主力纵队陷于困境，也引起了延安总部的关注。延安总部及时地给我们发来了情报。从实战情况来看，证明这些情报是很准确的，但是战场情况转瞬万变，因此这些情况要比我们自己搞到的要迟一天时间。我们弄到的情报所以快，我们的电台主任秦基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及时而准确地破译了敌军的电文。我那时掌握两部电台，一部向上保持联络；一部收听敌台，及时破译，掌握敌情。
根据敌情判断，国民党军全力防我一、囚纵队向东突围，拟合围我于鲁南地区。我决心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首先，示形于东，造成敌人错觉，随后再以有力一部继续向东佯动，引敌东去，这样就可使我一、四纵队主力与追击之敌拉开距离，趁机西去，跳出敌人合围圈。要达到这个战略意图，向东佯动的部队必须是强有力的，这才能造成主力东去的声势；而且又必须是具有牺牲精神的，在敌人重围之中，很可能遭受重大伤亡甚至为主力突围而牺牲。写到这里，我深深地怀念四纵司令员陶勇同志。陶勇同志从抗日战争的郭村战斗中与我并肩作战以来，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次鲁南突围，更是顾全大局，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为胜利突围而勇于承担重任。四纵队领导机关与我纵纵队部总是相距不远，每到宿营地，陶勇同志总是赶来我处，共同研究敌情，商量对策，促使我下决心，并使其顺利实施，完成作战意图。他同意我采用声东击西能战法，并主动提出由西纵的彭德清师担任佯动掩护任务。彭德清师即第十师，第四纵队的主力，三年游击战争锻炼出来的坚强部队。佯攻掩护需要这样一支坚强部队，但是此去是否能回归？这是个未知数！陶勇同志为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