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到家了！“杨兰姐，待会来我店里玩呀。”水仙帮我把箱子提到车门口。
“好啊，待会见。”我朝水仙挥挥手，一个人匆匆下了车，班车继续向前行驶。
我的心已经飞到了家里。我提着行李下了车，踏在生我养我的杨家村的土地上，走在家乡的石头小巷里，看着小巷两边的新墙旧瓦，望着小巷那一头跑来两个互相追逐的小孩，听着他们那清脆亲切的乡音，我激动的心怦怦直跳，微笑似乎凝固在我的脸上。终于，我来到我的家门前。
我的家由三座老旧的房屋围成一个三框儿，正对着石头路面的老街，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院子和老街之间用两堵断砖条石砌成的一米高的矮墙，左侧的平房是用泥砖砌成的柴房，中间是两层的老木板屋，右边的砖包木房也是两层。老屋和围墙围成的院子分为三块。左右两块地是用条石、鹅卵石铺成的，凹凸不平，中间那块则是泥巴地，这块泥巴地靠老街栽了一棵像一把两米高的绿伞的橘树，橘树上已长出黄豆大小的绿橘子了。橘树下有我家的几只鸡鸭在乘凉。左边老屋的墙脚放着沾满猪菜米糠的木猪槽、搁着猪菜、猪耙、镢头等的破旧养兔栏。中间老屋的墙脚堆着一垛劈柴。右边老屋的墙脚则放着一个酱油坛、一堆上面放着一双破旧解放鞋、几个废电池、两把洗衣刷和一个装有肥皂的肥皂盒等的青砖，青砖边竖着一根约六米高碗口粗的杉木，那是电视天线杆，扁导线从杆顶的接收天线垂落下来，连接到新厅堂里的黑白电视机。我走进右边砖包房的厅堂，在厅堂里抬头可以看到涂了大红漆的枫树脊檩，而大梁、檩子、椽子、柱子、内墙都是用杉木构造的。厅堂正面的墙上有一副木制的涂了红漆的神龛，神龛上层有一供奉着祖先灵位的小门阁，打开两扇雕花镂空的巴掌大小的木门，里面木板上写有用毛笔书写的先人姓氏。上层还供奉着观音菩萨、财神爷的木雕五彩塑像。下层摆放着木烛台、线香等。神龛里的墙中间的绿纸上写着“天地国亲师位”，左右两张红纸上分别写着“家庆堂上福德神，天水郡中昭穆祖”（天水郡：杨氏祖先居住地）。神龛下摆着一张约六尺长一尺宽四尺高的高脚香炉案，案下摆着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放着一台十四英寸的旧黑白电视机。这座两厢一厅的木瓦房在我父母结婚时是新房，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成为了无数老屋中的一座了。家里除了一台用了五六年的收录机和一台黑白电视机外什么电器也没有，除了早几年请竹篾师傅打了几把竹椅外，家具都是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古董”。那颜色变得衰老的几个大红柜子放在坎坷不平的泥块地上，不知是什么年代做的，表面的红漆脱落得像老松树皮，雕刻的花纹里只能看到一星点一星点的金黄的漆皮挂在上面，睡的床还是雕花镂空、涂了彩漆的老式木床。每个窗户外用竹篾编织成许多小格子钉在外面，窗户内侧装着两扇木板窗门。白天，只要把门和窗关上，房间里顿时成了黑夜了。家里没有挂衣柜。一家四口人，衣服虽然被分放在几个大红柜子里，并且经常会被折叠，但由于人多手杂，特别是我还小的时候，爸妈忙着在村集体挣工分养家糊口，常常没时间收拾衣服，导致桌子上、椅子上、柜子里常有一团团的衣服，肮脏的、干净的常常混在一起，常常使母亲头痛。家里一直养着些猪、鸡、鸭，经常可看见这儿一点那儿一堆的粪便，闻到淡淡的臭味。要不是大家常常整理杂物、清除粪便，这儿抹抹扫扫和那儿洗洗捡捡，家里会成什么样我真不敢想象。
虽然，一切都是那么杂乱破旧、令人厌恶，跟傅斌家价值几百万的豪华别墅比，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但老屋在我心中是多么亲切崇高。因为这是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家，从小到大在老屋慈祥目光中渐渐长大的家。
我在新厅堂和两厢的卧室找爸妈，但没找到，我把旧皮箱和旅行包放在新厅堂左边卧室的泥巴地面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急切地走出新厅堂朝着中间的老木板屋大喊：“妈，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兰儿？是兰儿回来了！”从中间老木板屋的旧厅堂传来母亲欣喜若狂的叫声。我看见我亲爱的母亲一边用手擦揩着围裙，一边跑了出来。她身材偏瘦，比我矮一些，身穿请乡下裁缝做的老式的米黄色衬衫和灰色长裤，脚穿一双半新的解放鞋，乌黑头发向后扎了个马尾辫，岁月在她额头上和眼角刻画了它的脚印，和我一样柳叶细眉丹凤眼瓜子脸，左眉梢有一颗黑痣是母亲和我脸部唯一的区别。我欣喜地张开双臂，跑到母亲跟前，搂着娘的脖子扑到娘的怀里：“妈，兰儿回来了！”
“兰儿，我的好女儿，你怎么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你吃了饭没有？没吃饭就快来吃。”母亲离开我的怀抱，拉着我的手穿过旧厅堂，走进厨房，“饭还在锅里，还热着呢。没有什么菜，我给你煎几个荷包蛋。”
厨房还是老样子，坑坑洼洼的黑色地面，中间是一口大水缸，水缸旁边是一个放着碗盘碟钵、油盐酱醋的红漆剥落的旧橱柜，左面是灶面贴了白瓷板的烟囱灶，灶面上从外到里分别是直径一尺六寸的炒菜铁锅、两个用来盛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