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逃兵、无业游民、逃亡奴婢、还有各类犯罪纷纷逃亡寺院，寻求庇护。除此之外，大量的普通百姓只是为了有口饭吃，或为能逃避战乱，也躲到寺院栖身。到柴荣执政年间，国内寺院林立，僧尼达百万之众，已经成为了社会上的一大毒瘤。这些寺院不但藏污纳垢，还夺走了国内大量的劳动力，占有了大量的免税田地，甚至有一些田主为了不交赋税，也将田产挂到寺院名下，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没人敢管，但到柴荣这里就不一样了。仅在柴荣即位的第二年，他就下令把民间寺院里铜铸的佛像全部拆毁，用以熔化铸钱。当时的人还是很迷信的，不敢去拆，柴荣就说道：“佛是佛，铜像是铜像，我听说佛为了施舍百姓，连身上的肉和眼睛都能贡献出来。现在民间缺钱，我们把佛像拆毁铸钱，这是有利于民的好事，佛祖是不会怪罪的。”柴荣不但这么说，而且还亲自去做。当时镇州有座大佛据说十分灵验，没人敢拆，柴荣就亲自上阵，斧劈其胸，当场把这尊大佛砸烂。
实际上要按照佛法中讲，佛像是佛的肉身，而佛的法身是无处不在，所以砸了也就砸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柴荣又下令让大量僧尼还俗，这叫做“破和合僧”，是犯最大忌讳的。跟杀父杀母一样，犯得是五逆大罪，不能受菩萨戒。不得往生佛国净土。
然而柴荣也许是认为自己做得是大慈大悲的无量事业，所以佛祖不会因此怪罪于他。或者干脆就是达到了那种“眼里有佛，心中无佛”的至高境界。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强令天下僧尼还俗。柴荣于显德二年（955年）五月六日正式下令毁佛拆寺，规定凡在后周境内的佛教寺院，除有皇帝敕额得以保留外，其余全部拆毁。
每县只能保留寺院一所，官僚贵族从此不得奏请建造寺院和剃度僧尼。人若想出家，不但要争求官府同意，还要争得父母同意，男子年满15岁。女子年满十三岁，能背诵佛经七十纸到一百纸才能申请。亡命者、罪犯、奴婢不许为僧，严禁自残手足遁入空门，对私渡僧尼者处以重刑。于是，一举毁去寺院三万零六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近百万。这百万僧尼都重新回到了土地上，成为了国家的课税户。其中有文才武略愿意做官从军的，也都给量才录用。此举极大地减轻了国家负担，同时获得大量户口。使国力得以迅速增强。
对于土地这个根本问题，柴荣也很有办法。五代因为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所以人均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还是很大。但是其中许多土地的地主已经死于战乱。或者是因战乱而逃走，就造成了大量的田地荒芜，无人耕种。柴荣大力支持百姓耕种这些有主无人的土地。规定：凡是这等田地，田主回不来的。谁种归谁；田主三年以内回来的，不计生熟。交还一半；五年回来的，交还三分之一；五年以外回来的，除本户坟茔地外，一概不交。而近北诸州（指靠近北方边界的），有从蕃地逃回来的田主，五年之内回来的，交还田地三分之二；十年以内回来的，交还三分之一；十五年以上回来者，也不在交还之列。如此一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使大量的荒芜土地被人重新耕种，国家财政收入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
柴荣还很注意兴修水利，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也是一条功过之河。五代时，由于战乱频发，导致黄河长年失修，加之人为的破坏，造成多次决口，严重威胁到山东、河南等地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此，五代历任帝王几乎从不过问。而柴荣在即位的第二年，就一次性征调了六万民夫去修筑河堤，其后又多次加固，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条河的问题，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除此之外，柴荣还对京城开封进行了扩建，并且在整理历法、刑律、音乐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这些工作说起来轻松，但实际上总量是非常大的，单靠柴荣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所以他的这些成就，又跟他掌握了一支非常优秀的管理团队是分不开的。
柴荣在执政期间，使用了大量的干部，既有范质、景范、李谷这些前朝留下来的老臣，也有王溥、张美、魏仁浦这种由他提拔起来的新锐。总的来看，柴荣手下这些干部的整体素质，要远远高于五代其他帝王身边的那些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而且也都很有才干，为后周的富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有后周第一名臣之称的宰相王朴。
王朴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自幼聪明好学，文章出众，并在后汉年间考中进士，被分配在后汉宰相兼枢密使杨邠手下任职。王朴为人非常机警，眼见当时后汉朝中派系倾轧，君臣之间也势同水火，生怕有一天杨邠倒台，自己也跟着倒霉，所以急忙找了个借口，辞官逃回了老家。
没过多久，杨邠等人真被汉隐帝所杀，王朴只不过是个小官，又逃出了京城，没人顾得上去理会他，他也因此算是逃过了一劫。到郭威称帝后，王朴复出，被派往澶州任职，有幸跟被王峻压制在澶州的柴荣相识，这就为他其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