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引起朝臣关注和忧愤的莫过于周兴、来俊臣，还有傅游艺、丘神勣、索元礼、侯思止等等。垂拱四年初,有奴仆告郝象贤谋反，太后命令尚书省都事周兴审讯，周兴判郝象贤灭族罪。
郝象贤为宰相郝处俊之孙，当初郝处俊就反对过武后摄政，现在其孙郝象贤被告谋反，武后联想起那段往事，因而深信不疑。
没有料到的是，郝象贤临刑前，破口大骂太后。这一骂，负责全权处理此案的周兴也因此而出名。
越王父子造反。案件牵连李氏宗室其他成员，武后先是命御史苏珦审理韩、鲁诸王谋反案,可苏珦却始终审不出结果；武后于是再次启用了周兴，
周兴不负武后重望。很快就让韩、鲁诸王全部服罪并悬梁自尽。周兴为武后称制扫清了最后障碍，其才华和办案效率令武后深为满意。
武后的用人之道就在于。一方面大批使用循吏，另一方不失时机地使用酷吏，并把两者巧妙利用，
达到互为制衡。武后本能地意识到，在一个以正统为主导的世界，没有循吏，就不能使天下心服而驾驭天下；
同样，一个要靠非常之举才能取得天下。就必须用非常之人处非常之事，这就要使用酷吏。事实是，自秦汉以降，历代王朝的君主都在心照不宣地使用酷吏，
以便发挥循吏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从正反两个方面达到其治理国家、维护君权之目的。特别是那些基础实力薄弱的君主，更是不遗余力的利用酷吏来巩固君权。
即使像汉武帝那样有作为的皇帝，为了执政的需要，他也同样使用酷吏。执政之初，为了有效打击地方豪强。在靠循吏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汉武帝就是使用酷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尽管使用酷吏是残忍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无论是使用者还是被使用者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垢污与劣迹，
为德政倡导者所不齿，但现实之中又是不可或缺的。周兴并非等闲之辈。
他虽出身低微，却又十分好学，尤其是自幼就喜欢学习和钻研律定，日后则以深谙典章律定见长。高宗时期，他曾以河阳县令的身份被召见,
在朝堂上他那超凡脱俗的表现，得高宗赏识；其后。他却因非科举出身不被朝廷重用。武后当政时，周兴硬是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勤勉升至尚书省都事。
然而那段遭受屈辱的经历使他耿耿于怀。真正让周兴出人头地的是临朝称制的武后。武后需要这样的人才，需要像周兴这样一个既懂典章律定又不循规蹈矩的人才。武后丝毫不怀疑自己在朝廷所建立的权威。
她的过人之处在于她看清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个崇尚权威的社会，任何典章律定都在服从着权威，权威一旦被人为地强化，
法令的天平不可避免地向权威倾斜。武后始终掌握着法令的制控权和主动权，将自己的意志和意向贯穿到法令的实施过程中，使国家的法令变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
周兴最能体察武后的心智。他只是一个流内胥吏，长年的不得志使他渴望出人头地，需要借助武后的信任，走出仕途低谷。
他精通典章律定，知道典章律定在皇室这一特殊环境中，如不能体现武后意志，为武后服务，就将一事无成。于是，他在把法律变成供人随意使用的工具的时候，
也把自己变成了供别人操纵和使用的工具。周兴的成功，在于他篡改法律又以维护法律的面孔出现，用法律掩人耳目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更在于他的全部作为有着武后这样特殊的背景。他所面对的人犯，
已经是被看成钦定的人犯，在他举起法律重槌的时候，其是非曲直，已经与他口口声声所代表的法律本身毫无干系。就是凭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
他先后以种种罪名诛杀了皇室的泽王上金、许王素节、常安公主，还有宰相魏玄同、名将黑齿常之…周兴的官位也累迁至司刑少卿、秋官侍郎。然而，对这样一个缺乏道德、工于心计的人，
武后又始终提防着他，通过其他酷吏相互牵制。当周兴的劣迹激起群臣愤恨的时候，武后便借他人之手毫不留情将他处理掉。那是一个“请君入瓮”的故事。
一个日暮的冬日，周兴收到了来俊臣约他赴宴小聚的邀请，他毫无介意，如约来到来俊臣家。酒宴之中，来俊臣抱怨道：“现在审案越来越困难了，
那些犯人个个都说自己是冤枉的。”周兴深有同感、不无幽默道：“是这样的，刚抓来的时候个个都说冤枉，斩决之后就个个都没有话说了。”稍停片刻，进而言道。
“所以，关键还是两个字：刑讯。”来俊臣对刑讯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而并不满足这一办法：“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刑讯也未见得完全有效。”
周兴不屑：“那是你没有用对办法。”来俊臣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征求意见：“这个人精通刑讯之道。也知道一旦招供便必死无疑，既已不存活命之心，又生性狡黠，熟知审案过程，
什么样的手段让他乖乖伏法呢？”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