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着，不敢贸然响应。纪王李慎似乎看清了形势则干脆拒绝起兵，只有高祖第七女常乐公主态度坚决，但常乐公主不是武后，她纵然慷慨陈词。使尽浑身解数，又能起到多大作用？正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造反的密谋却被自家人全盘报告给了武后。
得到密告的武后从容面对。丝毫不见她有任何恐慌之状，她已经预料到这一天早晚要到来。于是，武后先发制人，迅速派兵出击。仓促起兵的只有李贞父子。李贞之子琅邪王李冲自博州临时募到的五千兵马，欲渡河攻济州，先取武水县。
然而，由于仓促上阵，放火攻城失利，县城未能攻下。自己则败走博州城，被守门者所杀。武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统讨伐李冲。兵未至，李冲已死。无奈之中响应儿子起兵的越王李贞。于豫州举事前后也只有七千余人。
武后命左豹韬卫大将军鞠崇为中军大总管，夏官尚书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率兵十万讨之。在没有诸王援助的情况下，李贞虽作最后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兵败后落得全家自杀。事后，那些参与造反或企图参加造反者都受到武后的严惩。
杀戮，流放，直接的和间接的，牵连的和被牵连的，越王李贞谋反案，倾李唐几代王公贵爵之众，企图为收复正在失去的皇权而做出悲壮的抗争，然谋者甚众，和者甚寡，付出的是惨重的代价；而失败的结局，又为武后最终撷取皇位打破了僵局，扫清了障碍，赢得了主动，从而坚定了武后改朝称制的信心。
在武后这里，能够给予他们的是王公贵爵的礼遇，而不允许他们干涉朝政，更不能姑息他们造反。武后深知李氏几代王爵在朝廷中的分量，他们特殊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是武后不可轻视和回避的现实，也知道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不能轻易绕过他们，因此，武后曾试图用封爵加官的方式，取得李氏宗室对她的支持。
就在太子李显继位，武后临朝称制之时，即加授泽州刺史、韩王元嘉为太尉，豫州刺史、滕王元婴为开封府义同三司，絳州刺史、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安州都督、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特别是对待越王李贞，更是宽容有加。
李贞颇涉文史，兼有吏干，然其任上所在，偏受谗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贬退，又纵容童仆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武后不计前嫌，还是为他加封太子太傅。武后虽然对诸王加封的是虚位，但她与李氏诸王结盟示好的愿望和不想与他们为敌的善意已经清楚不过地表明。
而在李氏诸王那里，皇权的基石不可动摇，宗室的利益远远大于被封的因此，在武后临朝称制之时，维护皇权的责任，不可调和的利益关系，已经把他们推向了武后的对立面，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是诉诸武力。武后主宰天下的旗帜一旦打出，退路已经被堵死，同样没有回旋的余地，在得不到李氏宗室支持并遭到他们反抗的时候，她只能同这些王公贵爵做最后的决裂，在诸王的武力面前坚决予以反击。
武后充满自信，这不仅是她看清了当时的形势，更在于她在临朝称制的前前后后，或者说早在高宗时期，就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朝中大权，积累了驾驭天下处理军国大事的丰富经验，完成了由她主导的一系列人事变革，并从选人任人上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维护武氏政权的运行机制，一批以服从武后为天职的大臣脱颖而出，以武氏家族为主力的各类亲信也开始发挥作用。
武后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按照她的意向和意志来一统天下，为此，她必须打破和颠覆大唐的秩序；她虽然没有剥夺甚至在维持王公贵爵的权益，却伤害了李氏王朝的整体利益；她用血腥的办法对付已经失败的王公贵爵，就是要扫清障碍，不留后患，不使他们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这种手段，就武后所要实现的宏图大业而论，仍不失为一种最为彻底、最为简单也最为有效的手段，况且这种手段，先帝太宗玄武门之变就曾使用过，尽管所涉及的范围有很大的区别，打击的对象也大相庭径，但都表现出如出一辙的恐怖和残忍。
与玄武门之变不同的是，在这里，武后对自己的行为不加丝毫的掩饰，也不会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的解释和辩护，最能说明一切的就是，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给予最致命的打击，并在打倒他们的同时凸显自己的实力和信心，持此征服百官，威慑天下。一场维护皇室与摄取皇位的斗争以武后的胜利就此落下帷幕。
与李敬业造反不同，这次王公造反，没有诉诸文字的声讨，也没有任何周密的策划，一切都在暗中进行，一切都做得毫无章法。武后看出他们的软弱和心虚，从内心鄙视这帮王亲贵戚的可笑行为。这是武后登基前同自己的宿敌最后一次较量，其成功的意义在于为武后又一次赢得了声誉和胜利的筹码，也意味着武后挑战传统纲常伦理的巨大勇气和已经取得的非凡成果。
现在，真正踌躇满志的只有武后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她已经从根本上摆脱了李氏皇室的掣肘，自信王公贵戚干预朝政的时代就此一去不复返，在今后的路上能够放手一搏的非己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