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武后对刘祎之的坦然是多么的欣慰，以至于武后不得不对他推善于君、引过在己的行为刮目相看，贬骞味道为青州刺史，加授刘祎之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武后因此谓侍臣曰：“夫为臣之体，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佳。”武后鄙夷骞味道那样明哲保身、推过于君的大臣，需要刘祎之这样深明大义的臣子，这也是刘祎之日后能够得以重用的重要因素。
而这一次刘祎之的坦然对武后来说，却是一番难以言状的苦涩。武后叹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显然，武后说这番话并不是发泄对刘祎之的不满，她知道刘祎之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也知道崇拜和追随强者、智者，慑服于强者、智者，这在宫廷内外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作为强者智者的佼佼者，在武后身边，就先后云集了大批像刘祎之这样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刘祎之在紧要关头与她分道扬镳，完全是出于正统的大唐情结。抛开武后称制是非，就刘祎之本人而言，并无过错之处。武后企图还他公正，破例以一地方刺史作为审判官来审判此案。以对刘祎之作最后的挽救。刘祎之并不领情，相反，他以不符合朝制为由予以抗议。武后知道。刘祎之这是在蔑视她的权威，分明是要守住纲常伦理之道德底线以死相抗。
武后别无选择，只能是毫不留情地同这位昔日的追随者做最后的了断。在武后这里，已经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昔日北门学士所付出的一切也一笔勾销。事实上，从争夺皇后殊位那一天开始，她就已经失去了任何慈悲和同情之心，有的只是不折不扣的铁石心肠。
如果说在裴炎事件之前，刘祎之的对抗行为武后尚可以谅解；那么。在经历了裴炎事件之后，武后的绝不妥协的意向已经非常明确。这种对抗则显然不合时宜，因而不可饶恕。况且。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废，毫不勉强，是武后用人的一贯做法。在经历李敬业造反并取得平息叛乱胜利之后，武后更加坚定了自己能够当家作主的信心，任何阻拦自己行为的举动都将受到严惩。
武后的底线是刘祎之必须放弃大唐正统，一如既往地支持武后朝前走；一旦不能如愿以偿，那么，他们对武后的使命也就此而结束。在道德评判标准上武后必须掌握自主权，而不能受制于人，做出任何的妥协。开弓没有回头箭，改朝称制的序幕一旦拉开，就意味着倒逼态势就此形成，对武后来说，只能是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她必须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那就是必须打破纲常伦理，同世俗常规做出了断。
刘祎之既然不能放弃，其最后归宿就是走向末路。大势已去，挽救不了刘祎之也就挽救不了那帮志同道合结为一体的北门学士，武后只能向他们做最后的诀别。就像是一本看完了的故事书，带着丝丝悲情，武后将书轻轻地合上。
垂拱四年，气势恢宏的万象神宫已经建成。这年春天，一块镌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自洛水出。武后不想究其真伪，只要能顺从天意、满足天下崇神之心她都可以欣然接受。
她决定于十二月亲临洛水，举行受图大典，敕令各州都督刺史及李唐宗室外戚即时集于神都。武后就是要通过庆典向天下表明自己天子临朝的意向，展示自己驾驭天下的自信。尽管已经胜券在握，她还要以此试探天下。她的一切都得自作主张，在别人看来，一些事情简直是异想天开，但她觉得自己所做的就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只是做的更为实际，更为有效。
李唐宗室坐不住了，他们到底不想就此拱手让出大唐江山社稷。宗室的血脉使他们息息相通、心心相印，一荣诸荣、一损诸损的现实使他们不计后果铤而走险。他们被武后步步紧逼的行为激愤了，他们要反抗，要争夺，自信正义在握，天理人伦无不有利于他们。事实是，早在武后称制之时，越王李贞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及元嘉子黄国公李譔、灵夔子范阳王李蔼、元轨子江都王李绪并李贞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等就密有匡复皇室之志。
垂拱四年七月，黄国公李譔以隐喻之言致书越王李贞云：“内人病渐重，恐需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报。”暗示李贞匡复皇室犹如治病，不能再拖。当明堂建成，武后欲追皇宗赴集之时。韩王元嘉对武后的举动心存恐惧，于是提醒并煽动诸王曰：“大享之际。神皇必谴人告诸王密，因大行杀戮，皇家子弟无遗种矣。”
琅邪王李冲随即伪造皇帝书信，联络韩、鲁、霍、越、纪等五王响应起兵。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那就是李唐皇室的香火不能中断，他们要把已经颠倒的皇室秩序再颠倒过来。事实的结果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皇室的号召力，又过低估计了武后的力量。
天下没有人响应。就连李唐诸王也都不无疑虑，尽管他们对皇权旁落强烈不满，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又刚毅的对手，起兵能否成功，他们则一点把握都没有，因而他们犹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