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原因是，其做官时，又是跟随本朝一代英主周武帝的，从给事中士做起，后来成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左侍上士。
这给事中虽然只相当于北周时的三命小官，却常侍从皇帝左右，还搞些收发工作，但却可以在皇帝面前发一些小言，因为此官同时负有监察之责。
官不大，却靠近领导，所以天天有进步，后来升任职掌言议，加银章紫绶的六命大夫，成为以左为重的左侍之上士。
而到了赟哥做皇帝时，官为内史上大夫，官阶为正六命，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但该内史上大夫却同时位尊为“沛国公”，虽非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却是尊贵与三公相等的爵爷。
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第三层原因是：这位郑公爵，性轻险，即其有双重性格，即轻狂，又奸险，与刘房开志趣相投。
不要小看这方面的因素，这往往是二人共谋的必要基础。
再看后面的几位——
御史大夫柳裘。
这人为官的原则，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柳大夫曾做过齐国和梁国的旧臣，却在后来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在本朝任职东宫，接近太子，所以，赟哥成为周宣帝时，享受仪同三司的部长待遇，后又进爵为公，可见此人在为官之道方面的本事。
这伙人中，来历不明者，是这内史大夫韦。
韦，京兆人氏，也就是首都长安即现在西安市郊区人。
因为参加此次股东会，定下了后来搞房开的大政方针有功，被新房东，加官上柱国，相当于军队的挂名元帅。
这官虽为虚职，却可以不干事而领取国家干部最高级别的工资，说明功劳确实大。
此人后又封普安郡公，而普安郡，大体位于现在的四川剑阁、梓潼等地，成为一方诸候。
不过，值得奇怪的是，史书上除了以上情况，别无其它，虽然知道此人曾经住在首都郊区，却显然是有些来历不明。
然而从后来对他的封赏来看，其当时所起作用应该很大，不是配菜。
他到是很象是从始至终，就是为这次股东会，有备而来的，让人想起卧底之类的，看来是自古就有的。
除此以外，还有御正大夫皇甫绩。
要说这皇甫绩，该股东从小就熟读经史书籍，以博学闻名天下，还救过太子一命，是威震四方的北周名将韦孝宽的外孙，可谓是压秤的一大坨。
由此可见，这五位中，有来历不明者，如韦；
有因为份量足，而被请来压秤的，如皇甫绩；
再有就是一肚子阴谋的高手郑译和柳裘。
不过，他们能走到一起，都是因为对自己有一个共同的自我评价：叫做“俊杰”，这是一个关于“识时务者”们的专属名词。
而所谓时务，也就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而这当务之急，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两个人的事。
解决不是要“解决”掉的意思，而是说把这两个人的事办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并且由此开始，可以步入前途光明的大道。
这第一个人，是皇帝，周静帝宇文衍，后改名宇文阐（公元573年—581年）。
就在这五位股东开会的时候，此时静皇帝现正在宫廷中那层层大门后的最后一道门，叫露门的后面，中央官办学校（入学者都是高干子弟）的校舍中，已熬了好几天夜，而且应该是眼睛红肿，时不时要以泪洗面。
也许各位没有注意到，先前所说的那位大限将临的宣皇帝，与这里所说的静皇帝，同时出现在北周人民的头顶上，是不是搞错了？
有道是天无二日，地上也不会有两个皇帝（当然，如果出了这个国家的大门，就会进入另一个皇帝的皇土，当时天下有好几个皇帝。）
但是，这是事实，只不过那位宣皇帝，为了以示区别，在皇帝称号前加了两个字，自封天元皇帝，且一反传统，不再自称为“朕”，而是自称为“天”，也就是取天为老大的意思。
当然，这个称谓要是真说起话来，是有些别扭的。比如说“我要告诉你们－－－－－”，变成了“天要告诉你们－－－－－”这样的话，确实不象是人话。
不过，象这样的搞法，也的确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明创造。
宣皇帝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至少在现在，让五位股东所担心的大事，并不象历朝历代那样，每逢此时，便会进入国家的紧急状态。
因为通常在此时，让这帮大臣们最忙活的事，即有关新皇帝的人选和即位，早已在此之前经办过了。
那位已登大位的静皇帝，就在隔壁几间的屋子呆着，所以不用再忙活。
而这皇帝静，此时才九岁。
这么小就当皇帝，这到也没有什么稀奇，还有比这小得多的，比皇帝静早几百年前，东汉时的殇帝（刘隆），生下来只有100多天就当皇帝了。
那么，这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