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洲河在整个福洲县人的心目中，素有“母亲河”之称。从农耕时代开始，辛勤劳作的福洲人祖祖辈辈就靠奔流不息的福洲河提供生产生活用水。
随着经济的发展，福洲的陆路交通虽然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大宗的货品比如木材，还是通过福洲河走出福洲。
因此，在福洲河沿岸，经常可以看到一幢幢水泥浇筑的小独屋，这些都是政府在完全计划经济时代设立的值班站，方便林业部门监管附近堆场上那些堆积如山的杉木。
这些年，开放政策的不断出台，木材交易逐步放开市场，成了私人经营为主，这些值班站也逐渐荒废。
在离福洲一中大约两里路的福洲河边，也有这么一座荒废的值班站。
因为就在县城边上，这里也变成了福洲县最大的木材集散地，每天有大量操着不同口音的人来这里交易木材。
但现在还是二月初，天气依然很冷，除了外面堆着大量的原木，很少看得到人影。
不过，今天值班站迎来了这个冬天以来为数不多的几个访客之一，来访的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老头子个子不高背还略微有点驼，穿着一套已经过时的藏青色中山装。
老头子显然不是来买木头的，从爬上值班站以后，他就站在已经卸掉了窗棂，只在墙上留下一个大洞的窗户前望着滚滚的福洲河，除了抽烟什么都没做。
这个穿着普通，甚至带有一点佝偻的老头子如果走上福洲县的大街，估计没几个人会认识，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但也正是这个老头子，最近可谓是福洲县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因为他的名字叫朱文章，庐陵市委督查室副主任、庐陵市委驻福洲县调查组组长！
朱文章其实很想不来福洲县，至少这次他不想。但是作为一名有着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和一名干部，他始终秉承着一个优良传统：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想到这些天在福洲的调查，朱文章忍不住长叹一声，丢掉手里已经快烧到手指头的烟头，从兜里掏出一包三块多钱的“红梅”重新抽出一支点上。
其实，调查组的工作早在来福洲的第三天就已经基本结束，在他心里，虽然不认可赵长春和李振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拿罐头厂做改制对象，比如说就凭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敢启用一种新式的改制模式。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赵长春等人拿罐头厂出来改制确实也属无奈之举。
根据调查，他已经比较全面的了解了罐头厂当时的困境，而且上一任县委就有过这个打算，赵长春和李振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秉承上一任县委的决定而已。
而且从调查结果来看，这次改制应该算是成功的，赵长春和李振在改制过程中也做到了光明磊落。
改制不过2个月，县财政不仅增加了近100万的税收收入，还多了接近300万的股份分红，两笔收入合起来相当于之前县罐头厂4年上缴的利税。
但他还是不赞同把县罐头厂从国有变成这种既有公又带私的性质。因此，在递交给市委的调查报告中，他在报告中否定了赵长春等涉事干部犯有徇私舞弊和国有优质资产流失的错误，但也强调福洲县这种改制模式太过草率。
令他没想到的是，市委书记范舒同和市长求钟意都把这份报告打回来，范舒同甚至直接批示了不得力、不细致、不全面九个字。
求钟意虽然说的委婉点，还表扬了他们工作努力，但也批示了调查要细致、结论要慎重等字样。
两大主官都驳回了报告，让他感到很憋屈，但也不得不开始揣摩范舒同和求钟意的想法。
等仔仔细细把福洲的政局想完，再联想到自己的任命。他才发现，这次调查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他已经不知不觉卷入了两大巨头的博弈之中。
意识到这一点，他发现自己再次碰上了20年前发生在他身上的遭遇。
20年前，他还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公社普通干部，但当时他所在的公社两大巨头关系不和。
当时年轻气盛的他自认为已经把形势看透，在站队的时候选择了占据优势的主任。
但从此厄运就开始陪伴着他，因为主任倒台了，而曾经处于劣势的书记一路高升。虽然书记没有刻意打压他，但旁边总有带着有色眼镜的人。
从此以后，他就下定决心再也不站队了，但这个决定最终证明也是错误的。不站队就是意志不坚定，于是，这20年来，他的仕途可谓坎坷多难。
每一次提升基本都是靠熬资历，一直熬到现在的市委督查室副主任，只弄了个括号正处级。
可他该怎么办？站不站队？不站队，这个调查组有可能还将一直在福洲呆着，最多就是他这个组长回去。如果这样的话，市委督查室肯定容不下他。
但是站队？站谁这一方？如果站范舒同，那势必把之前所有的结论全部推翻，但这有悖于事实。站求钟意？那福洲县这种改制模式太过草率的观点势必得改，这也有悖于他的本意。
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