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不能否认，近代的百年屈辱的确是这个原因造就的。没有人从农田里解脱出来，也就没有人从事工商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商业刺激下的工业，先天畸形。没有本地工业的优良基础，后来只能依靠外来资金和技术，最终造成了列强诸国从容的划分势力范围，虽然没有像传闻中他们对非洲做的那样，拿着尺子在地图上解决问题，但也足够警示某些人。
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忽然端着盘子从旁边路过。他听到了苏轼刚才的言论，也看到了张载现在的表情。不由得停下了脚步，王安石的衣服上，还沾着刚刚吃饭时留下来的污渍，但他显然没有在意的苗头，油汪汪的双手顺便在衣服的下摆上抹了一把，然后笑着对苏轼说到：“这次终于不再虚构典故了。”
苏轼在参加科举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一个上古典故，来证明自己对《尚书》中的一句话的理解。结果主考官欧阳修不知道那个典故，副考官梅尧臣也不知道那个典故。考完了之后欧阳修翻箱倒柜也没查出来，于是开口详询。苏轼却回答说：“我编的。”这件事虽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段轶事，但按照现在的视角来看，拿着公平公正来当做轶事的筹码，当然说不过去。
苏轼现在的心态，对那件事情已经能够看得开了。所以王安石的调侃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苏轼拍了拍旁边的位子，十一王安石坐下。后者也毫不客气的也屁股坐了下去，手中端着的盘子当中，有不少汤汁不小心洒了出来，有的撒到了王安石的身上，但他却丝毫不在意，有的撒到了桌子上，对面的张载不禁摇起了头。
但王安石才不会在乎张载究竟怎么看。他直截了当的问苏轼道：“当年，我奉皇上之命主持新法，你们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到头来怎么样？北宋中就是忘了国。然后呢，你们旧党的后人在南宋偏安一隅之地，最终让蒙元绝了我们华夏的传承。如今，你倒是想起制造新工具的功劳了，上辈子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把心思放在这个‘新’字之上？”
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活动，苏轼一如既往的嗤之以鼻，虽然他在后世的声誉越来越高。但那是后世的人需要把它美化一下，然后拿出来粉饰门面的正常需要。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在元祐党争期间被修改的一塌糊涂，而后经过金人南下和蒙元荼毒等多次破坏，以及南宋时期的多次修改，早就已经面目全非，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时候，又把这段历史从坟子里挖出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来接客。以证明他们的行为是多么值得提倡。到头来，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有人想起要研究她的真面目，但能够找到的历史片段已经少得可怜。
更关键的是，曾经的苏轼认为那是坏了他们享乐官途的变法，如今在苏轼的眼睛中，却不是冲着现代的发展而来的。除了变相的劫富济贫，其实他们也没有周济贫苦，而释放到国库里用到打仗上去了，也算是缓和了矛盾之外，其他的方面，根本就不曾朝着现代的发展方向看一眼。所以苏轼仍然觉着，王安石的变法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追求新颖，但终究不是从根本上寻求出路。
王安石看到苏轼的表情之后，就知道这家伙依旧不欣赏自己当年的举措。重生之后，王安石其实也看过很多评论自己当时变法行为的文章，的确也意识到了当年的不足之处，所以他对苏轼的不以为然也没有太多的意外和意见。
说起来，王安石和三苏之间不是一点过节都没有。苏辙曾经在制科考试当中，说仁宗贪恋美色，但举出来的例子，却是街头巷尾谣传的东西。考试结束之后，很多人认为苏辙这是利用不实消息，沽取直名，主张不能录取这种人。王安石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担任的是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在听到消息之后，他立即声称即便苏辙通过考试，他也不会为其草诏。没有诏书的承认，苏辙的考试结果就毫无意义。
这件事情一直闹腾了一年多。苏辙虽然最终获得了认可，但双方彼此结下了梁子。不久之后，王安石母亲去世，他回家丁忧之后。苏辙的父亲苏洵兴高采烈的写了一些不该写的东西，在充分展现了自己幸灾乐祸的本事之后，把这个梁子结的更深了。
后来苏轼苏辙先后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们的理由其实并不正当。苏辙最开始是站在变法派一侧的，还加入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也不知道他和王安石是怎么和好的。但苏辙反正是和新党的投机分子们走到了一起，直到后来发现，王安石的变法得罪了很多人之后，才离开他们。
苏轼的遭遇则比他更惨。新党干将李定是苏轼好友僧佛印的同母异父弟弟，其母死后，李定被指责没有为母亲守孝。这件事情究竟是谁爆料出来的，已经没有足够的史料证实。但苏轼却在这个时候，为一个孝子大唱赞歌，以此讽刺李定。双方就此结下梁子。
李定以赡养父亲的名义两年没出来做官，复出之后，他曾经派儿子去参加苏轼的宴会，想来是存着和好的意思，但苏轼却在宴会上嘲讽李定之子，就此加深了梁子。
不久之后，李定接到举报，说苏轼的诗词之中有诽谤朝政的嫌疑，就此揭开了乌台诗案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