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人沃尔特.迪士尼去世50年后将要版权到期，这也意味着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试用这只可爱的老鼠来赚钱，而迪士尼如果想要阻止，势必要陷入一场又一场的诉讼大战之中。
沃尔特是在1966年去世的，这么算的话，2016年版权到期，迪士尼就会失去一大财源，所以作为最大的利益相关方，迪士尼有最充足的动力去推动版权法修改，延长版权保护期限——当然了，余下的电影厂商对此也是乐见其成，通过美国电影协会，他们对迪士尼的游说提供了一定数额的金援，再加上迪士尼自己的庞大游说预算，一个利益团体就这么组成了。
利益团体成立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一间游说公司，让他们去接触国会参议员们，凑够足够的人数提起修改议案，而游说公司的说客们挥舞的唯一武器就是金钱——参议员、众议员要赢得竞选，就需要竞选资金，而在这种几乎是人畜无害，并不会冒犯特定群体的议题上，他们也乐于表态，竞选资金当然是多多益善了。还有一些选区位于迪士尼总部、分部，或者各电影制作基地，选票一大部分来源于迪士尼员工以及从业人士的议员则根本不敢拒绝，否则来年换届选举中他们就极有可能会黯然下台。
提出议案之后，通过和美国电影协会对接的贸易发展署电影部门，电影协会也表达着自己的意见，支持提案通过表决，通过这条人脉尽量影响一些议员，当然，少不了的还有金元攻势，这样在不惜重金的运作之下，2003年，国会通过提案，《版权法》中的保护时限做了修改，从50年扩张到了70年，迪士尼可以多拥有米老鼠20年的时间。——这就是典型的大公司利益诉求-法律变动的例子，所有人对此都是司空见惯，即使有些讽刺漫画，也不是针对这样的制度，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
在这样的例子中，迪士尼的ceo当然不必亲自出面，一切都有游说公司去做，他们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这亦是政客们喜欢说客的原因，他们有钱，能带来奢侈的享受，而很少有人会询问这一切到底是谁来付账。——不过，就如同罗伯特所说的，这件事牵涉到了中国的电影政策，已经不是正规途径能够走得通的了，想要美国在外交场合为电影业的利益发声，催促中国放开市场，对贸易发展署表达自己的诉求没有太大的作用，必须走高层路线，直接和国务卿级别的高官接触，而那样的话，仅有游说公司出面就有点不礼貌了，按照身份对等的原则，这边也得出几个大人物才行。
“如果是欧洲市场，贸易发展署就足以解决一切了。”切萨雷说，他和珍妮一前一后地走进酒店的总统套房中。“这是因为——”
“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文化壁垒，当然也没有文化输出的战略攻防考虑。”珍妮说道，她翻了个白眼，“不过，整个欧洲基本就是好莱坞的后花园，他们的电影产业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商业链条岌岌可危——我一直好奇从业者为什么不考虑来钞赶走好莱坞’的运动。”
“因为他们还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加入好莱坞。”切萨雷说道，“再说，欧洲各国人口普遍太少，即使改变电影政策，靠本国人口也很难支持起本国的工业生态链，而且他们的沟通渠道更弱，工会更官僚，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除此以外，也因为他们加入好莱坞几乎没有障碍。”珍妮指出，“文化壁垒是双向的，日本、韩国的电影人就热衷于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因为他们除了本国以外几乎无处可去，好莱坞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黄种人。”
虽然欧洲还是时而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艺术电影，但商业电影基本就属于偶然闪现一部票房佳作的层面，根本无法和好莱坞的电影流水线抗衡，从这一点说，韩国、日本的电影产业倒是还算完好，至少能‘自给自足’，即使在好莱坞电影的丰年，也能占据本国票房排行榜的至少半数江山，当然这两个国家的电影政策也是异常保守，一直都属于贸易发展署电影部门的攻关重点。
“是的，中国不但有东北亚这两个岛国的弱势，还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切萨雷摇了摇头，“以它强硬的国家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强盛好战的军事作风来说，我不看好这件事的短期成果——如果内阁不做出交换和牺牲的话，中国不可能受到压力就对我们开放市场，他们没那么软弱。”
虽然他不认为中国是邪恶轴心的一员，但对中国的评价也和中国人自己的一贯看法背道而驰——但珍妮也能理解美国这边的想法：起码对于‘不和我做生意我就来打你’，‘为了石油，我们得把中东弄得乱乱的，这样我们就一直能有便宜的油品和军火倾销国，保持我们的世界霸权’的美国人来说，中国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国家，虽然也被他们威压过，但始终占据了人数优势，亦从未被彻底打服，总是给人以野心勃勃的感觉，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又是这么的快，而美国亦丢失了对亚太第一岛链的掌控，现在更是有要买下全世界的感觉，总的说来，这感觉和90年代的日本很像，而这一次美国爸爸可不能肆无忌惮地逼着再签一份‘广场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