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在这个破庙遗址砍那棵不知名古树的五个人，不到三天便有四个人死于非命，我的父亲没有当场疯掉算是苍天有眼了。
从此以后，我的父亲神情恍惚，心情压抑，郁郁寡欢，病倒了，而且经常幻觉幻视，总觉得有人在招呼他一起走。
当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时，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哪里有钱治病？因此，我的父亲的病没有来得及时治疗，不久后，人就去了。与老刘等那四个人相比，我父亲病死在床，勉强可以说是善终，生老病死，天道循环，谁都逃不脱。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临死前留下惊恐的最后几句话是:“都是砍树惹的祸啊。林林，以后不可上禁婆山。“
我的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和我父亲的感情很好，父亲病逝后，母亲由于哀伤过度，也病倒了，不久也撇下了我，去跟我的父亲作伴去了。
母亲病时，我们家跟本没有钱将她送到医院治疗，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我依稀记得庄里的老人说我的母亲是得痧归心死的。我的母亲死时嘴巴大张双目圆睁，眼角还挂着浑浊的泪水，右手紧紧地拉着我的小手，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母亲放心不下还幼小的我。可怜我孤零零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
这一年，我刚刚九岁。
父母过世后，我一个小屁孩除了祖上留下的三间瓦房啥都没有，无依无靠，幸亏得到庄子里左邻在舍的照顾，东家吃一顿西家吃一天，我成了个吃百家饭的孩子，不对不对，我们庄是个小庄子，只有四、五十户人家，说吃百家饭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不久，也就是我母亲过世的那年夏天，苏伯伯回庄子里看他的老父老母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出于同情，将我接到市里和他一家一起生活，让我告别了孤苦零丁像一只丧家之犬一样的我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苏伯伯名叫苏桂南，是我父亲儿时的同伴，父亲在世时苏伯父每次回乡下探亲都和伯母带着他们的女儿苏丹姐到我家来和我的父亲聊聊天或喝一口老酒。
苏伯伯的女儿苏丹比我大一岁，跟我很亲近。啊，对了，苏伯伯和伯母都是大知识分子，教书的人，苏伯伯是邕江中学的语文老师，伯母胡雨馨，也是该中学的老师，教数学的。
苏伯伯和伯母就像疼爱他们的女儿苏丹姐一样对我疼爱有加，让我没有感到我是个孤儿，因此，我的生活很幸福。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便过去了七年，到了一九六六年，我已经茁壮成长成为一个高大壮实的，十七岁的半大小伙，是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在苏伯伯严父般的教育下，我的学习成绩很优异，甚至苏丹姐更胜一筹。我家三代贫农，我的出身很清白，可以说根正苗红，按照成那优异的成绩，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我能考上一所国家级的名牌大学应该没有问题，为了报答苏伯伯、伯母的养育之恩，我不敢松懈，我加倍地，努力地，刻苦地温习功课备战高考。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的努力和刻苦都付诸东流，白费了。因为这年的六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在**亲自发动指挥下，一场除了台湾外，波及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发了。
神州大地到处都在造反夺权，学校的学生们都参加了红卫兵组织，而红卫兵正忙着批斗走资派，批地富反坏右，谁还有心思学习，还会有高考吗？
我和苏丹姐都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这因为是伟大的领袖**亲自发动的革命，我们都是朝气篷勃的年轻人，我们都拥有一颗火热的红心，我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大家一起喊口号，造反。
后来，文化大革命越来越狂热，全国各地都搞起长征搞串联。
红卫兵到处去搞串联的时候，走到哪里都白吃白住，坐火车也是免费的，不去白不去。
我和苏丹姐当然不甘落后，也跟着同学们疯逛，最后还到北京**接受**的接见，最幸福的是，在**我能在不到三米远的近距离见到了伟大的领袖**的亲切的面容。当时我激动得差点昏倒。
我们从北京回来时，想不到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的心里，我早已经将苏伯伯苏伯母认作我的父母，苏伯伯的家就是我的家。
我和苏丹姐回到家时，没有见到父母。
我们好久没回家，我们急于将见到**的幸福心情与他们分享，所以，我和苏丹姐顾不上喝一口水，扔下身上的军用挎包，冲出门，想找人打听伯父伯母去了那里，可却没有见到半个人影。
我们尚不知往何处去时，远远地却听到从学校操场那边传来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响切云霄的口号声，那些口号不是打倒便是万岁，我知道，学校那是召开批斗会。
我和苏丹姐想知道斗争会上挨批斗的人是谁，所以脚步匆匆，拐弯抹角的暴走了好一会才来到操场。
大操场里人山人海，群情激昂，穿的都是清一色的绿色军装，当人们喊口号时，人人手中都高举起一本红宝书，那场景，可以说是绿色的海洋，红色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