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通身上，他老爹下了不少功夫。幼年时，就专门请了老师，教他读经习文，希望把他培养成个满腹经纶的才子，好光宗耀祖。
然而，邓通同学让他爹很失望。邓同学虽然脑子挺好使，可对上学不感冒，隔三差五还会找些理由旷旷课。
上学很枯燥，业余安排也并不丰富。邓通打发业余时光的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爬村口官道看车马，类似于蹲马路上数汽车；另外一个就是去河中戏耍、摸鱼、抓虾。
虽然邓通不是个好学生，但他老爹并不怎么愿意管。对老年得子的邓贤来说，只要儿子快乐，自己就很快乐。在他的溺爱下，邓通逍遥快活地过完了自己的童年。
邓通晃晃悠悠地成了年，二十来岁时，文化水平也只停留在初中生的层次上，毫无长进。
这时，他老爹邓贤着急了。的确，他不能不急，本指望这位大少读好书，为老邓家撑门面，可混到现在也没学个所以然。邓贤的肠都快悔青了。
当然，邓通也不是一无是处，最起码他还是有特长的。他的特长就是划船。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不起眼的特长，将是他改变命运的捷径。由此可见，业余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此时邓贤并没发觉划船的重要性，反而看到儿子就很上火。
然而，邓贤还是为儿子找到了一条谋生之路。严格意义上讲，这条路不是邓贤找到的，而是朝廷原本就明文归定下来的。只能说，邓通沾了他老爹的光。邓通虽然学习成绩很差劲，但依然阻挡不了他进京的脚步。
如果想弄明白邓通何以能顺利进京，就需要重新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汉初读书人的仕途之路。
在西汉初年，读书人如果想当官，大致有这么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官府指名征召。
也就是说，官府点名道姓的把此人请来当官。这条路虽然很光彩，但真正能走得通的人却没几个。因为这要求当事人有些才名，纵然轰动不了全国，最起码也得闻名于当地。虽然不需要考试，也不计较出身，还不用花钱，但要靠真本事说话。
这条路，邓通明显走不通。就他那点文化水平，不把归到文盲里边就已经很对的起他了。
事实上，这个办法实施的也并不久，因为到汉武帝时，要求全国推举孝廉，这个“指名征召”的办法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个途径是在本郡做小吏。
这是当时绝大部分读书人的仕途之路，虽然这条路前途很渺茫，但操作起来很方便，因为地方政府有本地公务员的招聘权。也就是说，用谁不用谁，地方说了算，朝廷根本不管。更重要的是，朝廷也没对此类公务员的录用资格加以界定，无论阿猫阿狗，只要地方政府愿意用，都有机会端这个铁饭碗。
混个公务员如此简单，听起来似乎是读书人的福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理论上的一个仕途之路罢了，一辈子窝在家里少吃没喝地挨日子的，大有人在。
原因其实很简单，地方政府也就那么几个职务，读书人在当时虽然不算多，但比起公务员岗位来说，还是人满为患的。如此一来就难免会产生竞争，只要有竞争就会有暗箱操作，就会和行贿受贿联系到一起。
起初，混进公务员队伍需要送礼。后来送礼的人多了，就在礼金大小上做文章。再后来，为了便于操作，干脆对各个岗位明码标价，卖官鬻爵的事情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朝廷虽然没对这些岗位设置门槛，可门槛还是自动自发地产生了。这个门槛，恰恰是很多人难以逾越的。
这条路，邓通走的通，因为他爹很有钱，帮他混进当地公务员队伍，并不是个难事。
然而，邓通不愿意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有个弊端——很难出头。绝大部分人，虽然花了钱，但真要想混个名堂，还是很困难的。
这些人说到底也只是地方政府的办事员，却并不能算是个“官”，绝大部分人就背着那个“吏”的名号进了棺材，想熬出头，基本很难。因为，朝廷根本就没听过他的名字，既然如此就不可能给他“委任状”，既然没有“委任状”，那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
就这样，绝大部分人，读了十几年书，还花了一大些钱，却打了一辈子杂，临死可能连本钱都没收回来。
这明显是一个赔钱的买卖，邓通虽然无所谓，精明的邓贤肯定不愿意干。
前边两条路，一个邓通走不通，一个邓贤不愿意。
不过没关系，为体现人文关怀，朝廷还很有针对性地对一些特殊人群设置了一条当官的捷径。
这第三条仕途之路是这样规定的：家有中等财产者（财产十万钱以上，汉景帝改为四万），自备车马服装生活费，可以到京师做郎官，等候朝廷使用。
虽然朝廷把这条制度说的冠冕堂皇，事实上还有隐性规定在里边的。这个隐性规定就是拿钱。
只要你愿意出高价，朝廷不惜给你个“郎官”的名号，虽然不是实差，但毕竟比“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