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国二十八年冬，为防备日寇军舰沿河口长驱直入省城，第三战区决定把战前贮藏在延津山洞内的一批水雷运往海边布防。邱元甫陪着战区军械部次长，手持建设厅的军运调船单跑遍大小道头，居然见不到一艘象样的船。原来那些船老板听说要运水雷，能溜则溜，来不及开溜的，便把船上的机器拆卸，谎称维修主机。万般无奈的战区司令官只好约见省长，指责主管河运的诸长吟只是个“纸上运兵”的书呆子，扬言要上陈军事法庭以“延误战机”治他的罪。正当诸长吟急如热锅蚂蚁之时，幸遇曾正宜和张连治、程永科、林秉康合股新造的“盖山”号货轮试航到延津，四人主动请缨，愿由“盖山”轮承运水雷，这才救了诸厅长的急。随即邱元甫和曾正宜亲自押船，将库藏的水雷分三个航次安全运抵省城。事后，邱元甫和曾正宜等人为此得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嘉奖。
然而，个体航商有利则图，无利则弃；私揽客货，调度不灵；同业倾轧，内讧叠出；组织涣散，漫无秩序；不服调遣，逃避军公差运。战时面对这种单船单干分散经营的状况，不用说是邱元甫当家的四线联运处，就连堂堂的省府建设厅诸厅长不也照样束手无策。眼下驻台日寇步步紧逼，派出的两艘航空母舰日夜游弋在河口外的近海。而与本省东、西、北相邻的三省省会都已沦陷，省府北迁早成定局，部分党政机关已先行撤退到西溪燕城，此地离延津水路有二百来华里，春夏丰水季节小轮尚可通航，秋冬枯水只能走木船。省城虽小，人口尚有三十来万，倘若兵临城下，大批难民加上学校医院、商行银号等等，欲求登船沿江北上逃亡的人数估算不下十万之众，这可不是装运几颗水雷的事，想在三、五天内悉数运走，堪比登天之难。邱元甫心想只有改变单船分散经营为股份公司的企业管理，方能去除单船经营的种种弊端，适应战时运输的环境和需求。但他自知在省长和战区司令长官的眼中自己仅是个不起眼的联运处主任，然身为省城力行社的早期成员，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以抗战非常时期一切必须服从战时运输为由，斗胆上书省党部主任，历陈单船家庭式经营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提议将运营于省城至延津的客货船组建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并表示，只要掌控住公司董事会，战时上路近百艘轮船就能够听从差遣，这样既能保证军方的需用，又可维持日常民间客货运输，让股东也有钱可赚。他还撺掇战区军械次长向参谋部转交此项建议，想不到参谋部即呈报司令长官，司令官阅后，拍案称好。当晚，党政军三巨头的联席紧急会议作出决定：由省府驻延津水陆联运处主任邱元甫按《公司法》负责筹建上游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俟机成立省交通局，隶属于省建设厅，分管省内车船运输；至于车船建造检验，公路码头规划筹建等仍归建设厅下属的相关处室（局）管辖。会上还内定邱元甫为首任交通局局长，正式任命待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筹委会召开时再行宣布。会后，省长即吩咐诸长吟按会议的决定执行。
隔天，邱元甫遵奉建设厅电报的召唤赶回省城，聆听诸厅长传达党政军联席会议的决定。他当场对诸厅长立下军令状，保证在日寇入侵省城前完成上游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工作。接令后邱元甫可说是踌躇满志，他早有整饬进而控制省城航运市场的图谋。然而，筹建轮船股份公司的消息一经传出，当即遭遇大多数船主的抵制，他们对邱元甫以抗战为名圈船办股份公司深感不安，担心此人空手套白狼摄取国难财，便以缺乏燃油料和机配件为借口封船停航，并煽动司舵和轮机员逃离道头，终使大量船舶熄火待港，内河航运几近瘫痪。
此时邱元甫似乎并不在意船老板们故伎重施，他先是透过“四线联运处”对船东们放出话来：要么全面实施军事管制，大小轮汽船无偿充军，期间燃油料、机配件以及维修保养等费用由政府给付，船只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船主，但有损毁沉没均不赔偿；若选此方案，有违者，人船两抓，船舶充公，船老板交军事法庭以碍抗战论处，船员送新兵營扛枪去前线。要么以船舶优价入股，按《公司法》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设立董、监事会，推举董事长，聘任经理；战时军公差运按政府规定价格收取运费，平日正常客货运输收入可坐享年终分红。时至今日，这种或以行政手段施压，或以经济利益行诱的“二选一”方案仍可选作现代管理学教材的经典范例。
有了这两个“要么”作铺垫，邱元甫继而在延津临江酒楼宴请诸如张连治、赵永科、曾正宜这等在上溪四线投资过五万银元的船老板十人，这中间当然有郑明伦、陈传桂、林秉康，虽说他们主要经营下江或是平水航区，但在上溪四线也有重金投入。酒过三巡，邱元甫开讲，他坦承倡建股份公司是自己所为，原因有二：一是为抗战；二是为在座各位做大生意着想。说到抗战，坐在一旁的曾正宜愤然而起，这位当年因抗日参加省会陆军事变而蒙羞的旧军人历数近来日寇敌机轰炸沿江客货船的罪行，言之凿凿，引起在座船老板的共鸣，围坐一桌似有同仇敌忾之势。席间，激昂慷慨的曾正宜爽然地表示愿将自己在四线投入的本息全部捐给新建的股份公司，同来的有三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