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发现气氛有一些紧张，大人们吃了几口饭就去忙碌起来。父亲拿着几面红旗往门外去，又过了一会儿，老刘提着两件天蓝色的救生衣，拿着一把三角形的小红旗进来了。他把一件救生衣放到我身边的床上，又把那把小红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然后说：“这两件救生衣是镇里给的，咱们一家一个，马会儿县里省里要来人视察灾情，你们就拿着小红旗到路边欢迎他们，就在前面的路口站着就行了，别跑远了。”我忙着去看那救生衣，很新很轻，我真的很喜欢。只可惜是大人穿的，穿到我身上整个人都包了起来，连脚也看不见了。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赵三贵，这是不是他的那一包救生衣中的两件，为了这一包救生衣他可被关进了黑屋，也不知道现在放出来了没有。那些小红旗的杆是用细细的麻秸杆和秫秸稍上的一段莛子串上去的，我们这一帮小孩子拿着小红旗在手中摆了几下，又在院子里跑了几圈，看那小红旗在风中飄摆。
等了好一阵子，老刘告诉我们人已经来了，让我们快些出去，我们就挥舞着小红旗往外跑。此时的街上已经很热闹了，父亲拿出的几面红旗早就斜插在门头上和窗户上，北面合作社的门头上也插了一排红旗，其中还有两面浅蓝色的和粉红色的，非常好看。合作社的百货大楼在当时还是很宏伟的，东西宽约十三四米，南北长约二十余米，墙高约六七米，南山墙开门，正对着石条街，北山墙开有后门，对着合作社的后院。四周的墙垛子又宽又厚，棱角分明，上面凌空高架横梁，中间没有立柱，这在当时还是很先进的。房顶上的大青瓦铺的又平又直，最具特色的是临街的南山墙，山墙分为五个段面，最高处十二三米左右，依次呈阶梯状对称下落，这时有政治意义的，象变了形的三面红旗。大门不大，只开了四扇门，大约三米多宽，门头上方平行伸出一块宽不足一米，长约四五米的挑檐，挑檐的边上事先安了一排铁管子，这是专门用来插红旗的，挑檐的上方往里凹进去了一间不到两米深的小房子，象佛龛一样，只不过那里没有供神，雪白的墙壁上画了大半轮刚露出海面的、光芒万丈的红太阳，红太阳的旁边画了一艘巨轮。两侧的水泥墙壁分别镂刻着**诗词，那字刻的非常漂亮，可惜的是我当时一个也不认识。挑檐的一侧立着一根邮电局的电话线杆，也许是为了加固这个线杆，就在旁边埋了一根附杆，附杆高出地面约两米，平时人们上那挑檐就是踩着凳子爬上这根附杆，然后伸出一只手抓住挑檐上的铁管，脚下一使劲就上去了。现在这个插红旗的人就是这样上去的，红旗都插好了，他正顺着那根木线杆往下爬。
街道两侧已经站满了人，革委会的师红宝和几个上海小青年正在街上巡逻，民兵们也都背着枪在街上站岗。王国强等人也都上了街，他的屁股后面依然夸张地耷拉着那支盒子炮。搭棚盖房子的也全部停了下来，好让上面下来的人看看洪水过后的惨状。按讲说他们早该来了，只是洪水未退，道路不通，他们只能等到现在才来。只是有的人家已经把棚子搭好，房子也盖得半半拉拉的，看上去没有以前那么惨了。大人们站在街边都有说有笑的，有的说是省里来的人；有的说是地区来的人；也有的说是县里来的人。结果他们全说错了，三个地方来的人都有，省里和县里来的人少，地区来的人多。
上午十一点左右，那些人来了，我和一些孩子就拿着小红旗往北跑。在张景明家的前面迎上了他们，我就赶紧站在路边不走了。那些人的队伍排出很长，有男有女，虽然都是蓝色、褐色、深灰色的衣服，却都很整洁，特别是一些女的，那衣服都是笔直笔直的，平平展展的，有的脚下的鞋子还带着一点高跟，这是很新奇的，在永安城只有不正经的女人才穿高跟鞋，我就在凤抬头看过林登科的女人穿过高跟鞋，别的就没有见过，这一次算是又见过了，而且穿高跟鞋的还很多，尽管只有一点点高度，尽管没有电影里的女特务穿的鞋跟高，这已经很吸引我的眼睛了，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这些女人是不是女特务，咋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女特务，王国强他们那一群民兵咋不把他们抓起来，关到黑屋里去？这么多的女特务，那一间黑屋还真的关不下。
这些人走路的时候，多是看自己的脚下，这路上太脏太乱了，还坑坑洼洼的，两侧的情况他们只是偶尔看上两眼，也许他们刚进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房倒屋塌的惨景。因为北门坡那一带地势低洼，尽管我没有去过，也知道那一带的房子全都倒了。在这儿，还是张景明那个瞎闺女的样子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她还是坐在那一堆麦秸上，两只无神的白眼珠，东看看，西看看，他身边除了一床被子还是什么都没有，他的弟妹还有他的父母，还是不知道都跑到哪里去了，他的嘴里还是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一句也听不清，引的那些人中传出几声叹息。
一头猪也不知道从那儿跑了出来，一下子冲进了人群，几个女人惊叫着向两边躲避，我们这一帮小孩子觉得好玩，一下子都笑了起来。几个民兵把那头猪远远地赶开了。这些民兵都是搬运站的工人，他们平时除了干活扛包子，就是背着枪在大街上闲逛。当年父亲在搬运站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