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时候，陈主任问老刘能不能找几个茅匠，（我们这里把盖房子的人称为茅匠，大概意思就是盖茅屋的人）老刘说他侄子就是茅匠，陈主任让他把他侄子找来，说是把前面的柜台垒起来，顺便再把锅台支上，这么多人吃饭，那个小锅太不方便了，还是用大锅做饭快，老刘答应着就出去了。
刚吃完午饭，老刘的侄子就来了，看年龄比老刘小不了几岁，老刘在刘姓家族中辈分比较高，和他一样年纪的叫他一声爷爷的也大有人在，和他侄子一块儿来干活的还有一个姓张的，他就住在天马街的南街口，在我家的南面，也是我的叔叔辈，但他并不属于我们这个家族，他们的祖辈是从外地迁来的，家族字派和我们也不一样。只是他们的祖上来永安城时，跟我们这个大家族认过家谱，从那以后就算是一家了，只不过他们还是走他们的字派，我们走我们的字派，天马街大队的大队长和他就是一个家族的，现在也有十好几家了。在永安城除了他们这个家族和我们派不是族系的外来的张姓还很多，像北门外的几户篾匠，东三里街做小生意的也有十几户，还有只是一两户人家的孤户，天马街煤站旁的张老学就是娘俩过日子，豆腐巷内的一个光棍汉，人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叫他小张。
我这位叔叔叫张世和，他还有一个同堂的弟弟叫张世平，他们住的是族上的房产，一家一半，兄弟俩都很勤劳，农闲时节，就去给人盖房子。张世和的父母都健在，他父亲还是区里的干部，又高又胖，出奇的胖，弯腰很费劲，还是高度近视。而张世平的父亲早死，家境也很一般。平时兄弟俩都是一块儿干活，这一次只来了一个，也许是水灾的原因。老刘的侄子就住在冬瓜塘的东面，在天马街大队的大队长和书记的后面，他叫刘兴备，小时候犯过天花，脸上有几个麻子，背地里人都叫他刘麻子，世代都是做茅匠的，三代单传，他也是只有一个儿子。那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而只生一个儿子的大有人在，我父亲是兄弟一个，老刘也是兄弟一个，我父亲还有三个妹妹，老刘好像连姐妹也没有。他家解放前比较殷实，有门面房，还有几十亩地，日子过得很红火，所以在私塾里上学的时间比较长，解放后，他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他的土地和家产都被充公，门面房也被工商联征去。土改结束以后，由于他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就被安排进了银行工作，他比父亲早工作了一年，老刘做事小心谨慎，非常胜任这一份工作，老刘的名字叫刘贵斌。
刘兴备和张世和俩人到营业室看看倒掉的柜台，又去厨房里看了看，问老刘是先支锅台还是先支柜台，老刘想了一下说：“还是先支锅台，这么多人吃饭，连个做饭的地方也没有，也不是办法。”于是两人就在厨房里忙碌起来，这厨房是后排房子中的一间，里面原来是有锅台的，是陈主任和几个外来的职工平时吃饭的地方。那锅台是用砖坯垒的，这一次发水一下子被泡散了，锅台变成了一堆烂泥，这几天也没人管它。他们先用铁锹把那堆烂泥往外运，然后又往里面搬砖头，老刘在一旁嘱咐道；“支好一点，以后还要长期用。”这支锅台对他们来说是个小活，一个下午就垒好了，而且是一大一小的双灶。
锅台虽然支好了，没有柴火，那锅台垒的再好也只能算是个摆设，人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柴火，纵是有米有面，再巧的媳妇也只能干瞪眼。现在永安城最缺的就是柴火，粮食有部队上的船往这儿运，大米白面的每家都能分上一点，做饭的锅也可以从倒掉的房子里扒出来，支上几块砖头就能用，烧水做饭都可以，关键问题是你得有柴火。七八月的时节，人们烧的柴火主要是麦秸，在大集体的年代，麦秸和粮食一样都要用大称一称一称的分到各家各户，院子大的人家就拉回来垛到院子里，院子小的只能垛到镇子外的田头路边，然后是用多少就往家里背多少，可那东西是最不起眼，最不值钱的，没有听过那一个人在发大水的时候背着一捆麦秸满街跑，除非是脑子真的进水了。荒郊野外的麦秸垛早被水冲跑了，而宅子内的麦秸垛即使能幸存下来，人家也不舍得烧，因为以后可以用它来盖房子，苫房顶。
大水刚刚退去，所有的东西都很金贵，哪怕是一块烂砖，一片破瓦人家也不舍得扔到外边，更不要说是大家急需的烧柴了。老刘一连跑了两天，也没有搞到一点，这也难怪，各家各户正在忙着收拾自己的破房子，那有闲工夫去卖柴火，第三天老刘又单独去了一趟东头的三里街，还不错，人家真的送来了一架子车劈柴，那些劈柴有的是胳膊一样粗细的没有成材的枯树干，有的是刚砍下来的树枝，大多是新鲜的、湿的，根本就着不起来，更不要说做饭了。老刘让那卖劈柴的父子把那些湿树枝码在墙角晒一晒，那对父子到也认真，横着放几根，再竖着放机根，一连码了好几个半人高的四四方方的劈柴垛。这样看上去也好看，四下透风干的也快。
一连几天阳光普照，似乎连空气也干燥起来，我们家的麦子也总算干了，至少不会发热了，原本色泽明亮，颗粒饱满的麦子现在却变得黯然无光，还有一些干瘪。父亲也不再跟着王国强等人去救灾了，河里的洪水又退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