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的文字特征，大致觉得读念起来，必须要有韵律和节奏，也就是常说德“抑扬顿挫”。
学生时代，对于古人如何创作唐诗宋词，感到十分神秘。记得父亲在学校图书室清库时，曾捡到一本手写教材，大概是解放前某教师的讲稿。通篇在说明做诗时应该如何合仄押韵，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之类的规范要求。其中“平仄”大致对应汉语拼音一至四声的音调。但对于汉语拼音，我从小最头疼就是“读声”找不准调。所以，那本书始终没能读下去，面对古诗词，即便模仿，也都不敢去想了。
小的时候，多少也背诵过一些诗词歌赋。因此，在生活中，当情绪上感到特别压抑和苦闷之际，也随手写出过类似古诗词或新诗一样的文字。但那些文字是否堪称文学艺术的“诗歌”。对此，我一直拿不准。
文学无论体裁何样，“有感而发、文以载道”应是成文初衷。至于体裁上如何选择，重要的是其体裁能否将作者意向、目的和诉求，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不过，对于现代小说，我觉得它可以融合一切旧有文学的体裁和格调。这一点不仅是小说进步和优势的所在，且也是文艺发展的现代需要。
笼统地看，今天的小说完全可以创作得像是某些诗歌一样，成为单纯体现朦胧和韵律美感的东西。但在这里其朦胧和韵律上的结合度，又不能完全跨入了音乐区域。文学和音乐，两者或许可以交相互错，但客观上它们始终等同不起来的。因此，一般也不宜追求小说写得仿佛就和音乐一样，没有行文上明确，任凭伸展开你自由想象翅膀。
说上面话之目的，旨在于：而今文学创作，若作为一项艺术事业来看。那么，任何内容或形式上的创新和尝试，都应得到提倡和鼓励，并该择优者加以宣扬和批评。因为，这种做法和思想，其实也正是纯文艺意向和要求的一部分。
近来，重读郭沫若先生文章。从中不难发现：以1925年“五卅”惨案为因，在倡导“革命文学”之中，郭老在其惨案前后的文艺观点变化，应引起而今关注文艺的人们省醒。解放后，郭先生对“纯文艺”的解释，则仍是目前的主流认识。的确，郭先生对纯文艺的解释，有一些始终是对的，例如：不慕权势，要成为反映最大多数人民心声的文学等。但是，其事实又是如何？既然在事实上，许多民众意愿和倾诉，不能借助正常文艺通道而反映出来，甚至建国以来文艺事业根本就没去体现，也更没有达到“纯文学”诸多目的和要求。那么，查明原因，探寻其中究竟，找到真理性文艺思想、出路和前途。这在今天，依然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客观价值。
在我的认识上，应该倡导严肃文学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这里面决非单单要求恪守“写实”的问题。其实，我所谓的现实主义就是要和社会现实紧密性结合起来，这种“紧密”就在于：
一要有文艺历史的反思和总结。
二要有文艺未来的展望和警醒。
三是要有文艺客观现实性了解和认知，即要了解地区局限性条件和特色，又要有不局限性的视野和思想（全球化眼光）。这一点上类似鲁迅先生“拿来主义”。
读老枫先生《诗是形象与音乐合一的最高级的艺术形式》一文后，随之有了如上杂芜的感想。未加深思，即跟贴之。请不吝批评指正。
（2003/12/29于槟榔园文学书院，2014年3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