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纵同意王处仁的说法,总结道:“王相公隐忍二十年,就是为了今天,可谓他毕生所愿,谁敢从中取利,必是不死不休,太尉身为知杂,本应替补为北帅。”“
只是,朝廷北伐声势浩大,前后动用吏士民夫百余万,又有宣抚处置司坐镇,都指挥不得随意行事,实际是三路大帅便宜行事,都指挥又要受宣抚处置的制约,形同虚设,实在不如一路大帅。”
“太尉要争北帅,必然被王相公置于身边,成为宣抚处置司和各大行营之间的传话,形同傀儡。”
岳飞也算明白了,合着王秀要亲自领导北伐,他是很不满也想极力争取,却明白自己无法和王秀抗衡。
说王秀要节制整个战争,放在别的文官他还真不服气,王秀却是文官中的另类。
一生都以文官治军,南征北战屡立奇功,就算是朝廷诸多名将,也无法望其项背,灭夏的西北战事,王秀没有靠前节制,实际无论是战略还是三路的进兵,全部都是对方的手笔,连那些大将也非常服从其指挥。
平时,他可以顶撞王秀,甚至故作清高姿态,却也明白人是有底线的,正如王处仁说的王秀底线。
黄纵告诫触犯必死,想想当年王秀的果断,虽说也是培养他,却未尝没有警告意思,发配河西虽是培养,未尝没有警告的意思,他绝不是傻瓜,很明白王秀文雅外表下的手段。
一阵子沮丧,不得不做出重要选择,赶紧争夺第一、二两个行营统辖权,那可是有七个军又一个上旅的主力,能够节制十余万大军也足够了。
宗良见岳飞妥协了,化解了一场矛盾,自然是大为欣喜,道:“太尉,那些后进将校可是整天吆喝,要大帅节制出兵,不能让王子华专美于前。”
“胡闹,大军令行禁止,自然有朝廷和处置司定夺,岂能容他们喧闹不休。”既然王秀给面子,岳飞忍下不愉快,很是相对帮着王秀说话。
王秀不免摇头,岳飞是忍着一口气,他岂能看不出来,只是并不在意而已,大将跟他做对,那是自讨没趣,你服气也好不服也好,只要愿意领兵打仗就行。
不过,他倒是担忧那些年轻将校,尤其是年轻的行军参军,实在有点超出想象,应该说新军制有着天然缺憾。
新军制的核心,就是以行军参军为核心参谋军制,减少领军大将统御大军的精力不足问题,能够建立起行营、军、旅镇高效运转体制,又能慢慢培养年轻将校,让他们既能跟随老将身边学习,又能够实际参与军事决策,视野得以开拓,对今后个人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最大的弱点是让年轻的,身在高层的中低等将校身在核心,难免孳生某些问题。
枢密都参军司的行军、职方、军情、辎重动员等司,那些管参、勾参只是四十岁之下,至于其他参军就更加年轻,这些衙门可都是真正实权机构,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侍军司、行营、军都参军司的参军更加年轻。
虽然,发挥了年轻将校的才略,给禁军注入了活力,却也让他们升迁很快,缺乏年岁所积累的沉稳和经历的磨练,往往更加热衷名誉和机会。
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惜手段,这种冲动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有时候却是扰乱了国策的执行,甚至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河东行营战败,未尝没有那些年轻气盛参军的影响,这些都是血的教训。
他也认为不能任由这些年轻人任意胡为,是到了该反省,让军队越加成熟稳定的时候了。
“那些参军求战心切,却不可轻易抹杀!否则坏了他们的锐气终归不好,加以磨练才是可以的。”教训和约束是应该的,却不能抹杀积极性,更不能全盘否定。
岳飞对军务深得三味,自然明白王秀的意思,既然自己有所求,王秀的意图又和他接近,索性你好我好大家好,点头道:“相公言之有理,末将定然严加管束。”
“嗯,参军们参预军机本意好的,他们也做出不少贡献,只是有些人太沉不住气了,凡事不讲究长远谋划,单凭一腔热血,拖着行朝走向战争,要不是诸位老将,恐怕会生出诸多负担,西北战事的教训,还没有让他们幡然领悟。”
随着王秀的叹息,岳飞、宗良等人又岂能不明白,西北战事的引发,朝廷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总结,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虽说是李乾顺主动来犯,张启元从中的挑唆,却也是枢密都参军司和西侍军都参军司谋划,那些管勾行军参军、勾当行军参军们,都想利用此战灭夏。
果断地抓到机会,不断推动行朝走向战争,从枢参到西参,手握权柄的行军参军,不断影响大帅们的判断,助长大帅们的野心,最终以三源地战事的爆发,曲端下令西侍军动员,结果把行朝拖了进来。
更为可笑的是,行朝竟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王秀只能就势调整国策,一切力量在战争中推进,好歹灭了夏争权。
事后,王秀曾郑重地总结得失,开始消弱行军参军的权力,却依然处于矛盾中。让这支军队处于潮气蓬勃中,还必须加入年轻的力量,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