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置杜家很简单，罪证有了人证就有了，随着杜家被全族拿下，整个钱塘乃至杭州都沸腾了，喊冤告状的多不胜数，几乎把州衙的门槛踩破了。
许翰、邵成章等人还没有走，看到成群的百姓喊冤告状，不由地大为气愤，他们连袒护士人的心也没有了，当日就上了奏章，把自己所见所闻上奏，更加坐实杜家的毒瘤，让杭州某些人惊恐万分，感受到了末日的来临。
朱松是彻底没辙了，证据确凿，连许翰也对他不屑一顾，王昂更是恨不得杀了这厮，能保住一条命就算不错了，他绝没有亦是翻本的希望。
结果很快出来，许翰、辛炳等人离开第三天，钱塘杜家案子就上呈刑部，杜家上下的命运显而易见。杭州的判词是族灭，也就是大宋最重的处罚，几乎等同于谋逆，直接全族男女老幼不留一人。
朱松还算幸运，王秀把生杀给予刑部判决，毕竟这厮是有功名的士大夫。当年，赵桓虽说派人刺杀诸贼，得到朝野的欢呼，但事后士林却评价恶劣，开启擅杀士人的先河，他正要团结最广泛的士人阶层，决不能为了区区朱松，被卡上杀戮士大夫的帽子。
两府和刑部、大理寺一番推诿扯皮，最终定朱松革去官职、出身，流放崖州编管，钱塘县甚至杭州勾结杜家官员，一律割去官身治罪。但是，那些胥吏可就没那么好运了，朝廷对待他们可不手软，只要够杀头条件的，屠刀毫不犹豫地落下，其他的一律流放沙门岛。
罢黜编管和革去官职出身完全两码事，前者只要你是进士，那还有翻本的机会，因为你还是官身；后者是把出身功名给消了，官职也罢了，完全是一个白身罪人，翻身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对文官来说是最严重的惩罚了。
最重要的是，声誉没了，作为一名士人，贬官罢黜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名誉毁于一旦，必要他们的命还厉害。
王秀也非常满意，诛心比杀人更甚，朱松是活不了几年了，还要在别人的鄙视下，羞耻地郁闷而死。
经过许翰、辛炳、邵成章等人的上奏，两府真正对黄药有了重视，第一时间列为军中最高机密，朱琏表示同意王秀的建议，由玉泉山书院负责研究，军器监设立药石院。
殿前司的效率还是不错的，由禁军抽调上军吏士，负责保护玉泉山书院研究院，两府并没有表示异议，既然是国之利器，小心点没有错。不过，对朝廷出钱购买黄药，也就是支付所谓的知识产权，有了点别的意见，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自然遭到一些人的非议。
怎么？朝廷出钱出人，最终每生产一斤黄药，所产生的盈利，还要给你一层的专利费用，这不是公然讹诈朝廷吗？此风绝不可长，矛头对准张陵、林四郎，却隐隐攻击王秀，把手都伸到太府寺里去了。
行在各小报得到消息，顿时像打了鸡血，连夜赶制大量小报，第二天赚了个钵满盆溢。有指责的，也有袒护的，有人说见利忘义，君子不屑，也有人说本来是别人的辛苦，就算分期买卖也很有理。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朝廷竟然准许支付，并一次性出价二十万贯购买配方使用权，授予张陵、林四郎等四人散官。张陵判药石制造院事，药石制造院就近设在杭州，朝廷出钱建立制造作坊，并有禁军守卫。
胖墩也算是混出来了，判药石制造院事，虽说是从八品官，但那绝对是要职，一般人干不了啊！
士林的议论突然停止，民间的风向也立马转变，只因为一件事。
张陵宣布二十万贯全部捐赠给玉泉山书院，今后的朝廷支付的专利费用，他们一分不拿。三层捐赠给书院作为本钱，四层用于黄药不断发展的研究，三层作为救济贫苦儿童的本金，存入杭州工商银行。
捐赠书院，是文德啊哪个傻瓜敢拿来说事？用于黄药研究，是减轻朝廷压力，人家这是明智之举，你还要刮噪个鸟？至于救济贫苦儿童，更没说的，你敢有指责看看？家门会被人泼狗血的
一时间，无论士林还是民间，对张陵、林四郎、谷凉、赵非等人大加赞誉，完全没有往日的责备，简直不吝褒奖，极为年轻人成为时代楷模。
王秀也很支持他们的决定，但并不是完全支持，在他的坚持下，修改了分配标准，两层归入书院，三层用于研究，三层为救济贫苦，两层由四人所得。他的理由很简单，自己的努力没有回报，是绝对不行的，有时候好心也要有个限度，不能，决不能让好心阻碍了大事的发展。
经过半年多的建设，玉泉山书院一期宣告完工，建设速度之快，绝对是罕见的，体现出不差钱的任性，二十万贯和两浙路士人的捐赠，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仅仅是第一期建设完成，具备了讲学条件，离全面建成还差的远，用王秀的话来说，他的任期内完成书院建设，就算是不错了。
书院正式成立，王秀自然担任山长，副山长出乎别人意料，是李清照和刘仁凤。
李清照出任副山长，士林中议论纷纷，大宋开国以来从未有过之举，在才缲非女子事的时代，尽管大宋的风气还是较为开放，女子地位依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