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的理论所追求的是那种具有通性、能够为其所研究领域中所有对象服务的方法论，然而一些人却坚持认为现代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完全淘汰了之前的军事理论，他们忽视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孙武死后的两千五百多年后，他的《孙子兵法》依然被当代的许多军事理论家和军队统帅拿来进行借鉴甚至直接应用。
高度契合
技术与通信手段的发达使得政治家与军队统帅之间的心理距离缩小到微乎其微的程度，这种情形与现实主义政治学大师汉斯?摩根索所说的现代外交由于政治家们的密切关注而已经使得外交官变成了信使是相通的，特别是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战场上的一切变化对于政治家而言都是十分敏感的事情，军队统帅不得不在政治家全天候的监控下进行战争，甚至于政治家亲自挂帅或者干脆就住在军队统帅的隔壁。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总统即是亲临一线亲自参与或者主持战事，即便政治家只是呆在其日常办公的地方通过通信卫星来关注战事，而在一种举国上下都对本国的战事极度敏感的时候，政治家无法摆脱舆论的压力而放任军事统帅在战场上任意发挥他们的统帅才能。同时，由于军队统帅深知他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政治家和公众所关注，这种关注度并不会因为战时作战策略和军情信息的高度保密而有所减弱。
在这样一个对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汇集了太多的关注度的时代，军队统帅被认为所应担负的战争责任变得比以往更加繁多，那些惯于用国家战略思维来代替军事战略思维的人们总是认为军队统帅的职责不仅仅在于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而且同时还要国家在战后的整体状况负责。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战场上的胜利来为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服务，他们试图以越俎代庖的形式将政治家们所关注的东西全部塞进军事统帅的脑子之中，他们不想要见到军队统帅在战场上的败绩，然而同时他们又一定想要让军队统帅在进行战争时考虑更多的东西而导致其统帅职能被分散。
军队统帅，并非不对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承担责任，然而军队统帅所应关注的事务只能是在战场上如何打败敌人，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即是军队统帅对国家整体战略目标负责任的过程。为此，战前的举国动员、战争中的国家政策调整、战后的和平与重建工作都不应当看作即将或者正处于作战状态的军队统帅的职能。
政治家习惯于对作战计划指手画脚，而军队统帅又被期望代替政治家的职能，这两种做法如果同时发生在政治家即是军队统帅这种情形之中或许会对战局产生有利的影响，然而这也仅仅只会是一种权宜之计和暂时性的机缘巧合，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在此过程中并不是天然地融合为一体而是其中一方面被另一方面所侵袭或者代替了。
在公元前169年罗马执政官保罗斯受命前往马其顿战场统帅军队作战以扭转罗马军团在希腊世界中的不利境地时，保罗斯向罗马元老院致词以痛陈来自于罗马城内的各种战争计划和批评意见是如何严重地干扰着前线的军事指挥官的，保罗斯对他们说：“在每个圈子里，甚至在每一张桌上，都有人正在领兵参加马其顿的战争。他们知道应该在哪里扎营，哪个位置应由部队占领，应在何时何地进入马其顿，补给工作应该如何组织，物资应该如何运输，何时应该与敌交战，何时应该坚守不出。他们不但决定了何者是最好的办法，而且表示假若采取其他的办法，他们就要‘提审’执政官，好像他们是审判官一样。”最后，保罗斯总结说他并不是否定战场指挥官需要接受忠告，而只是说那些纸上谈兵的人不应该脱离实际状况而任意对前线指挥官的作战行动指东道西，保罗斯表示他愿意听从一切确实精通战争艺术或者是可以亲自到战场上作战的人的忠告：“假使有任何人自认他对于我所要指导的战争，是有资格提出意见的，而且这些意见是对于公众有利的，那么希望他不要拒绝对于国家的威胁，并且让他随我一同到马其顿去。我愿供给他一只船、一匹马和一个帐蓬，甚至还有旅行的费用。但若他认为这太麻烦了，而宁愿享受城市中的生活，而不想尝试战争的苦味，那么就希望他不要明明身在陆地上，却相担负舵工的任务。在这个城市中，本身已经有了许多可供高谈阔论的对象，让他们去尽量地谈好了，而我们却只以限于营帐之内的会议为满足。”在另一本著作中富勒表达了同样的批评意味，富勒对于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执意要将美国全面投入作战的做法是这样评价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国家，自从它投入战争之后，马上就变成一个具有支配能力的交战国。但对于世界而言，却可以说是不幸之至，因为其领袖们缺乏历史意识，只把战争当做一种送命的游戏，而不当做一种政策的工具，所以战斗也就丧失了其政治价值。它们的结果常常被政治性的决定所中和。从会议中所结果远比从会战中所产生的更有决定性。”
在富勒看来，1941年的丘吉尔与随后参加二战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所犯的共同错误是，二者都将作战的目标死死地钉在了德国元首希特勒身上，他们为此而甘愿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