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政治观点与纯军事观点都是极端的，纯政治观点只考虑政治路线本身、根本不顾及实际军事斗争状况，纯军事观点在完全摒弃政策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盲目的军事实践。纯政治观点贻害军事斗争的例子，比如20世纪20-30年代初期不考虑中国实际国情、盲目照搬苏联革命由城市带动农村的路线，结果由于水土不服中国革命屡次遭遇挫折，只是后来******改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之后，中国革命才最终走向成功。在此一例子中，苏联的城市带动农村路线被照搬的时候，就是象牙塔中的纯政治路线。
那些正统的观点大都惊羡于俾斯麦制止胜利的普军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进军的明智之举，泛泛的解释是，当时欧洲的老牌大国已经对普鲁士的崛起容纳到了极点，俾斯麦自然有他停止进军的理由，但是必须在此指明的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特殊事件产生了积极作用的特殊情形，鲜明的对照则是同一世纪80年代中国对于法国的军事胜利受制于中央政府媚法态度而引起的公众对于政府的巨大愤慨，后者其实是在凭借军事胜利而求取从大局上看来更为有利的谈判条件。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君主贻害军队的情形有三种：“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最常为后人所引用的名言是战争是政策的延续，可是极少有人去深入关注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内阁的论述，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政治家与军队统帅合为一体才是效果最佳的模式。
政治家只管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决策，军队只负责执行既定的决策，这种“我只管决策、你只负责执行”的不善的政策模式令人遗憾地仍然存在于众多国家之中。
古代那些信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军统统帅多半会遭到君主的疑杀。
韩信灭亡齐国
公元前204年，汉王国的东征大将韩信被汉王刘邦派往攻打齐国，与此同时，刘邦已经派出了一个叫做郦食其的使者成功地说服了齐王国归降。当韩信率军到达平原渡口后收到郦食其已经成功说服齐国归降的消息后便想要停止进攻齐国，这时韩信帐下的一个叫做蒯通的谋士劝说他在收到刘邦停止进攻的诏令之前应当继续攻打齐国，蒯通争辩说韩信统帅着大军征战到头来却比不上一个靠耍嘴皮子吃饭的游说者。于是韩信便下定决心攻打齐国，齐国由于已经同意归降汉王因而放松了戒备，结果韩信的军队一路攻破齐国并打败了前来援助齐国的楚王国的军队。在此一战例中，韩信身为前线军队统帅及时抓住齐王国已经在政治上归降汉王且因此而放松戒备的战机一举灭亡齐国，其辉煌战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韩信在此过程中却并没有处理好汉王刘邦的诏令与战场军队统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做法也必定使得韩信更加遭到刘邦的猜忌而终至被杀。
麦克阿瑟的解职
1951年促使美国总统杜鲁门解除在朝鲜半岛的“联合****”总司令麦克阿瑟之职务的直接导火索是后者要求前者批准动用核武器，而杜鲁门只想在朝鲜半岛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以其能够在控制朝鲜半岛的同时又可以避免同苏联甚或还有中国直接兵戎相见。杜鲁门的这种想法无疑是很理性的，因为这样美国人就可以在朝鲜半岛将战争成本降至最低、同时获取最大的收益了。在朝鲜的美军贯彻了杜鲁门的意志，尽管美军动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高科技武器但始终没有动用核武器，可是，杜鲁门的如意算盘仍然落空了，美国人所进行的这种有限战争的确没有招致苏联直接出兵，可是同属于东方阵营的新兴大国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出兵了，中**队在陆上的顽强战斗能力迫使美军从朝鲜半岛北部退回到中部并从此再也没有向北取得大规模的进展。如果杜鲁门能够从一开始就认真听听身处战场一线的联军统帅的建议，那么就算他仍然决定不动用核武器而美国人从一开始也能够以无限战争的心态与投入在短时间内迅速占领朝鲜全境并稳固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那样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就都没有出兵的机会了。然而，杜鲁门却拒绝或者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考虑军人的意见，和他的前途罗斯福总是喜欢在白宫遥控欧洲和太平洋前线的战事一样，杜鲁门只相信他自己所相当然地认为可靠的决策。
为什么到了现在仍然有许多政治家仍然拒绝听取军人们的意见呢，难道其他人会比军人更懂得军事政策的具体执行难度或者可以代替军人来执行军事政策吗？既然没有人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他们就不应该鄙弃军人们的建议而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纸上谈兵是很高明的。
一些人又反驳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无论决策对错与否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可是如果你能够在决策之时仔细听取军人们的意见而尽量减少决策的失误之处，那么军人们在执行时也就会更加有效力，这样不就更加有助于你的决策的执行了吗？
万变不离其踪，把握了事物的本质与共性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