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兵
公元192年，在与曹操作战中失利的青州黄巾军归降曹操，这支黄巾军连同其随军活动的家眷共计有100万人，而其中只有30万人可以投入作战。曹操接受青州军投降后，将这30万可以投入作战的黄巾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精壮之士统编为由他直接统属的精锐青州军；一部分体力逊于精壮之士的则派发给田地令其屯田从事农耕；第三部分较弱的则直接溃散协助屯田。在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进行决战之时，他亲自统属用于作战的军队只有2万或者依照《三国志》的记述只有几千人，对此，注解者裴松之质疑称当时曹操的军队不可能如此之少，即便是征战损失太多，而三十万青州兵也不可能损失如此之快。然而裴松之却只注意到了曹操受降时的30万数字却并没有仔细考究这30万人中间也有强弱、老幼之分而不可能全部编入曹操麾下。
当曹操刚开始接收这支青州兵时，他一定为自己得到了一支战斗力强劲的部队而兴奋不已，他并没有设法将这些青州兵拆编到原有各部的建制之中，而是允诺将青州兵设置为由他亲自统率的一支独立的战斗部队。但是，此后，这支青州军在曹操征战过程中的表现实在是很糟糕，他们要么为了劫掠财物而纵淫烧杀要么面对强敌不战自溃，以致于曹操本人也曾因为青州兵不肯奋力作战而差点被敌军所擒获甚至杀死。自此以后，曹操对青州兵始终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却下定决心不再依赖青州兵作战了。
在此一例子中，曹操接收青州兵降卒，他的军事力量本可以因此而变得异常强大，但是他却没有很好地消化掉这支纪律性原本就很差的流寇式部队，结果反而因此几度遭遇险境。由此可见，军事力量的产生自有其本身的规律性，而不是单纯的数量上的增加。
政治家与战争
传统的看法是，规划战争任务是政治家的事情，而如何作战则是军队统帅的事情。对于伦理学家而言，战争是恶魔，而在政治家眼中，战争则被视作为一种可以选用的有效工具。
我所掌握的政治知识及战略思维越来越促使我对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命题提出疑问。这句话绝不等同于说军事是政治的仆从，二者之间的合理关系能且只能是被领导与领导关系，即政治领导军事，是属于同一类型（国力构成）的次序关系。所以说将战争完全委托于军人或政客的做法都是十分危险的。
当人们作为孩童时经常动手打架，只是因为受原始的冲动所驱使，而当变为成人时，打架与否以及怎样打架、需要付出的个人成本以及对自身的影响都被用理性化的思维进行过滤。打架显然已经成为了人们追求特定目的而使用的理性工具，战争也是这样的。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绝不过分，战争是经过政治驯化了的野兽。而这头野兽的狂暴行为的发生已经不受至少是不再取决于其原始兽性的支配，而是在政治家的理性思维中成为满足其政治诉求或击垮对手的一枚棋子。政治性不是战争的天然属性，而战争的发展由于人们对于其政治性的理性赋予而越来越适应于国家需求，孙子、克劳塞维茨都是强调战争是政治事件的思想者，这也都是为什么后人对其备加推崇的缘由。
新式武器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战争的本质，冷兵器时代是两军之间面对面的刀戟拼杀，而热核时代则是双方远距离的火力交锋。战争是双方间的实力碰撞，而谋略则是规划各方实力碰撞方式的思维。
战争应当以获取胜利为根本目标，那是军人的纯粹想法，战争服从于政治需求，这一论断仅仅揭示出了战争的一个方面，战争的真正构成出自于**裸的暴力运动以及隐藏在其后并始终支撑这一暴力运动的政治系统的动作，而政治的深层作用则要归功于大战略的有效运用。
兵圣孙武说“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意即没有长期用兵而能使国家不衰败的。这个论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假设的前提之上的，即战争是对于国力的纯消耗过程。不容置疑，战争一定会消耗国力，但是，国家既然发动或被迫接受战争，又显然有其有利的一面。美国自建国以来的200多年间，连续进行了80多场战争，虽然在这期间它的国力损耗不小，但人们看到的，更多是美国国力的逐渐强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至今已稳坐世界霸主的宝座。这并不是什么例外或特殊的情况，其中有一种必然逻辑在起作用，其实在《孙子兵法》的作战篇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美国人的眼中，战争被当作了纯粹的牟利工具，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确实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以及未来战略格局的贡献就要远远大于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所造成的损伤。
将战争置于政治的领导之下这是基于行为主体的性质而言的。但是，如若在此过程中过分强调政治的作用，则常常又会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在克劳赛维茨的思维框架中，军事总是要被预先置于政治设计之中而反为达成些设计目的，但政治与军事毕竟是两码事，如果轻视军事对于政治的牵制作用，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