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谋代战有三种情形：崇尚谋略、规避战争和情势所迫。
崇尚谋略的人以谋代战，主要是因为他们笃信依赖巧妙的谋略可以更好地解决敌我双方之间的冲突，崇尚谋略的同时必然意味着想要减少和尽量规避流血牺牲。但是，崇尚谋略并不等于消极避战，而只是说明信奉此种逻辑的人在对于战争问题时尽量采取一种克制和规避的态度及做法。
崇尚谋略的人必定想要规避战争，但是规避战争的人未必崇尚谋略。想要规避战争的做法，大多是担心发生流血冲突或者不想要使现状受到冲击，由此转而依靠谋略来达成规避战争的目的。与崇尚谋略的人最好不用战争的做法不同，规避战争的人通常是对战争所产生的一种消极、被动的态度，信奉此种逻辑的人，竭力避免发生一切流血冲突、先入为主或者带有先天性偏见地将战争视作为有害无利的事情。
在崇尚谋略和规避战争的做法之外，还有一种以谋代战的情形，既非当事方信奉谋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也并非是因为其一心想规避一切战争，而是因为客观的实际情势使得他难以找到更加妥当的办法去解决战争问题，因此以谋代战就成为了一种最不差的选择。一方虽然有意要并吞另一方，但是由于前者在某一个方向上受到了第三方更为迫切的压力，因此前者不得不优先选择应对第三方并且在同时要与另一方敌人进行妥协、以便集中精力于第三方。
曹操以谋代战放任江东集团崛起（陈寿：《三国志?魏书七?陈登传》裴松之注解）
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於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于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贼众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陆，不能久处，必寻引去。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灭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诣贼营，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陈，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以兵不敌，使功曹陈矫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迁登为东城太守。广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随登，老弱襁负而追之。登晓语令还，曰：“太守在卿郡，频致吴寇，幸而克济。诸卿何患无令君乎？”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
我们无法肯定如果当初曹操采用了陈登吞并江南的策略，是否孙策、孙权的江东集团会夭折，更不能肯定说如果这样而曹操是否不会遭受后来的赤壁大败并且及早地统一天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曹操这种以谋略代替攻战的做法，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光鲜，因为谋略本身就有它的局限性，而且作为一种政策模式的谋略在施行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承担起相应的代价和风险。
当时的情势是，曹操位居当时天下的中央位置，在北方其愈发明显和此后七年间主要的对手是袁绍集团及其继承者，如果曹操按照陈登的策略及早地南下剿灭江东集团的势力，那么北方的袁绍集团极有可能南会趁机攻取近在咫尺的曹操根据地许昌。相反，如果曹操拒绝向江东集团进攻而像历史上所记叙的那样用招抚的办法来安抚孙策，以求使江东集团在南方牵制江夏太守黄祖、进而牵制荆襄刘表集团的势力，而曹操就可以在对付其主要对手袁绍集团时不至于被南方紧邻着的刘表、黄祖势力趁火打劫。历史事实是曹操采取的是后一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并非如他最初所预料的那样理想，甚至于在实际执行起来其所造成的后果糟糕透顶以致于后来曹操转过身来想要对付江东集团时已经因为之前的放纵政策而给自己养成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孙策的确在曹操准备与袁绍对决的前夕对江夏太守黄祖发起了毁灭性进攻，可是孙策在吞并黄祖势力之后并不如曹操所预料的那样继续牵制刘表，而是处心积虑地想要趁着曹操与袁绍对决的时候偷袭曹操的根据地许昌进而将汉献帝抢走。曹操应该感到幸运的是，孙策在对许昌实施他的偷袭计划之前，刚好被其曾吞灭过的军阀势力的余党所刺杀，由于孙策在临终时将继承权交给了他年纪尚不足二十的弟弟孙权，而孙权刚刚继承大权又因为自感难以在短期内熟悉和建立起自己的威望，因而当河北的袁绍派人试图联合孙权夹击曹操时被孙权断然拒绝了，这一次，曹操再次感到幸运的是孙权的经验不足帮助了他。
除了两次的好运之外，曹操实在找不出理由来佐证他的安抚策略有何高明之处了。要知道，在陈登任职广陵太守的那几年，孙策屡次派军队进攻广陵郡，只是由于陈登两次都巧妙地凭借着微弱的兵力击退了孙策之军，才使得曹操本人亲统的主力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