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从来都不像逻辑设计上的那样完美和优越，建筑在谋略基础上的战法，其本身也是存在着极大缺陷的。谋略战首先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情势究竟是否适合采用，其次谋略战也必须受到实力的制约，最后谋略战本身必定也会付出代价并且这代价也必须包含诸如时间、机会成本这样的损失。谋略战的实施者如果对以上三种条件考虑得不够周全，而其所设计的谋略战法就很容易演变成匹夫之谋，所谓匹夫之谋实际上即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小聪明和投机取巧。贪小便宜吃大亏，投机取巧则会助长侥幸心理，因此匹夫之谋实际上与匹夫之勇一样不能致胜。
魏延的策略，是用汉中腹地支撑外围据点，以外围据点形成一道坚固的防御线，将魏军拒之门外。姜维的策略是，以汉中腹地为诱饵，以侧后方位置的据点形成一道包围圈，引魏军进入汉中然后聚而歼之。从理论上看，这两种策略都是比较常见的用兵策略，但是其各自的优缺点却还是十分明显的。前一种策略的最大优点是，能够避免汉中腹地遭受攻击，在此前提下以汉中为基地源源不断地向外围据点提供军事补给，但是其缺点是一旦外围失利而空虚的后方就直接暴露在敌军的攻击之下。后一种策略的最大好处是，如果实行得当可以将进入腹地的敌军一聚歼灭，但是其害处却是首先将汉中腹地让与敌手因而直接丧失后勤补给，在此情形下一旦包围圈本身出现问题而整个汉中就会沦陷。不难看出，这两种策略最大的差别之一即是作为后勤补给基地的汉中腹地是否防护完整，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又绝不仅仅限于后勤补给基地的问题，而且还必然会牵带出汉中整体局势的问题，而敌军是否进入汉中腹地则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汉中的整体局势。在一般人的眼中，只要敌军没有进入腹地，外围的堵截继续有效而整个汉中就是安全的，反之，只要敌军进入了腹地而不论侧后方的据点如何坚固就同时意味着汉中已经不安全了，由腹地安全所带来的整体安全感觉与由腹地不安全所导致的整体危机感，也构成了魏延和姜维两种相反策略的主要差异。
一直以来就有一种论调为姜维辩护，这种论调声称姜维的敛兵聚谷防御策略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而错误则在于蜀汉朝廷没有进行有力支持和后期几名蜀将出人意料的叛变。这样，这一部分人就将姜维策略的失败归咎于策略实行之后的细枝末节而根本转移了人们对于策略本身的思考。不错，蜀汉进行的低效力与蜀将的叛变直接导致了敛兵聚谷策略的失效，但是，人们更应该以整体视角来审视一种策略的成效而不是抓住其中的一点不计其余。原本魏延拒敌于汉中之外围的策略已经屡次被证明是极为正确的，可是当姜维完全改变这种策略时，其在汉中所造成的防御态势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将大量魏军放进汉中平原，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冒险，这样不仅给了魏军以直接攻击汉中各个关隘的机会，而且同时也对汉中各个关隘的军事存在本身造成了一种直接的刺激和变数，在此情形下，除非姜维有着足够的把握确保魏军进入汉中平原之后其所掌握的各个隘口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蜀汉手中，否则任何一个隘口因为受到刺激而发生变动，而其他隘口同时也会产生连锁反应，甚至于整个汉中会因此而完全失守。可是，姜维似乎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一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因为之前没有汉中各个隘口投降魏军的先例因而姜维出于一种普遍的惯性思维自然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之处。但是问题也正在于此，因为汉中在姜维手中的防御态势已经根本发生了变化，可是姜维却终究没有根据已经发生了的实际态势变化来认真考虑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只是沿袭之前的重兵防守要点的做法重新调换了汉中各个隘口的防御兵力。新的防御态势下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而后来发生的某些隘口的蜀将投降魏军的情形，则正是属于这种新态势下所产生的新问题，这当然出乎姜维本人以及后世那些为之辩护之人的意料，但是问题的根源则在于新态势下新问题必然产生，而姜维却仍然坚持采用老一套的解决办法，为之辩护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而只是将其归咎于出乎意料。
1631年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带着他的总数为1。8万人的军队在德意志境内试图寻找到敌军统帅梯利所率领的军队与之进行决战，但是当梯利带着约1。2万人向他开来时，古斯塔夫斯尽管手中握有占据明显优势的兵力却拒绝与梯利进行直接进行决战。许多军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这一次古斯塔夫斯明显地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而克劳塞维茨则讥讽古斯塔夫斯不应该迷信于迂回性的谋略战法来求取胜利。
1812年当拿破仑带着他的大军占领莫斯科之后，他就在莫斯科等待着沙皇会像其他欧洲战败国的君主那样主动前来与他进行媾和，但是俄国人却坚持反抗、不断袭扰法军，最后不堪忍受寒冷、饥饿与骚扰的拿破仑被迫从莫斯科撤军。
朱古达的贿赂战争法
公元前119年至105年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与罗马人之间进行了一场拉锯战，在这场战事中，朱古达多次采用贿赂的方法引诱罗马将军们放松警惕甚至故意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