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激发军队的精神力量，在军事教育中除了对军队进行作战训练之外，还应当对军队进行强化民族感情的教育。
“在总体战中，军纪将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军纪应按总体战的要求，在军队尤其是后备军中加以精心维护。”“军纪将整个军队凝聚为一体，惟有如此，军队才能发挥效力，同时才能保证军队有统一意志的行动。军纪将单个人组合为一个整体。”
鲁登道夫特别强调军官在监督士兵训练和精神团结中的作用，“他们要实施广泛的监督，贯彻士兵和部队训练教育的基本原则，加强部队建筑在级别基础上的内部团结。在民众军队和总体战的时代，军官只有明了民族团结和军纪的基础及其意义，扎根于民族之中并了解士兵和民族心理的本质，才能胜任其所肩负的任务。”
最后，在鲁登道夫看来，“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赋予军队以力量，使其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
军事力量的使用
在鲁登道夫所处的时代，军队的编制无外乎陆军、海军和空军这三大军种的编制，这一点在此我并不想作过多的论述，而只是想重点论述鲁登道夫对于使用国防力量作战的看法。
在鲁登道夫看来，“军队是个庞大的组织。军队的各个部分并不都直接参加作战，但须合力击溃敌人的抵抗，决战时刻尤其如此。”鲁登道夫显然也并没能摆脱克劳塞维茨式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思维模式，“决战能够决定战争胜负，会战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作战行动。会战必须投入战斗部队。他们要向敌人施展其战斗力，以其压倒优势的火力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除了军队与军队作战之外，在总体战中，人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敌军作战目标，而当某一个国家沦为战场之后，该国的人民就会因此而遭受直接的苦难，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敌军会借机通过宣传战来瓦解人民的精神团结。此外，有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叫做民众战争，民众战争总是受到强权政治即“法规和惯例”的掣肘。“民族的痛苦需要这样的民众战争。但只有当民众具有牢固的精神团结和强烈的争取民族生存的愿望时，这种民众战争才能成为可能。”由此可以，鲁登道夫始终是将民族的精神团结当成是总体战成功进行的根本保障条件的。
鲁登道夫眼中并没有那种对于当时军事技术与战争方式固定不变的保守看法，相反他认为战争是多变的，“军队的种类名目繁多，其组织形式和战争中的使用方式也五花八门。”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民族的精神团结。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来战争，鲁登道夫告诫说“军队和人民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为民族生存贡献其全部力量。”（第87-115页。）
我的总结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所遵循的战略思维模式是遵循着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基本环节的。然而，由于鲁登道夫更加强调的是民众的团结对于总体战所发挥的基础作用，因而我将《总体战》归类为战略基础派。
考虑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社会状况，可以得出鲁登道夫创造和实践其总体战模式的几个背景条件：一个世纪之前的拿破仑战争模式已经塑造出了全民动员的经典模式，而反法同盟国受教于他们的敌手同样实行的全民皆兵模式同样属于总体战的模式；尽管法国人的总体战模式在此后一个世纪内几乎销声匿迹，但是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流行，却为总体战模式的再度复活铺平了道路；当一战中遭遇完败的德国人重新思考未来的战争时，他们已经认识到仅凭一种兵役制度是根本无法解决战争问题的，因此，必须要塑造一种模式能够使普遍义务兵役制在其中发挥中最大的作用来，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的问世刚好契合了此种需求。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具有双重属性，即兼具军事战略属性和国家战略属性，因为而他既以军事战争思维模式来考虑问题同时又是以国家整体动员进行战争作为论述主题的。总体战思想发展到今天，其内涵和形式也早已发生重大的变幻，只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读到过能将总体战模式超脱出传统的军事战争模式之外的著作。倘若在现在或者今后有一位研究者，完全跳出军事战争的思维模式来探究总体战，而他必定会发掘出另一种全新的总体战模式。
两个战略基础
第一个战略基础是国家战略基础，第二个战略基础则是军事战略基础，这也就是鲁登道夫口中的总体战具备双重属性的原因之一。国家战略基础，是指人口、土地、资源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要素，军事战略基础累加于国家战略基础之上并且使得一个国家的整体都可以成为它的构成要素。这样，鲁登道夫就很好地阐述了军事力量如何产生这一环节，那就是以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全民的总动员为基础条件，建筑于其上的军事力量自然就会根据需要而竹，并且由于这个国家已经作了整体的人员、物资和精力的准备工作，因而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雄厚的基础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只征召志愿者入伍或者按照传统的做法只使征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