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就太过极端了，人和并非不重要，但是却不应该片面夸大人和的作用，地利也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却不能笼统地认为地利优越于天时。讀蕶蕶尐說網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天时、地利，都属环境和地理条件，在一种情形下天时可能的确不如地利，但是在另一种情势下地利也可能不如天时。人和虽然属于人的主观能动要素，但是对于战争的实际进程而言，主观要素与环境要素缺一不可，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形中人和的确比地利更重要，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另一些情形中地利要素反而比人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孟子又说“域民不以封缰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这就又趋向了极端和趋于理想化了，明确的疆域管理、险要的地势、强大的军队，这三者对于一个国家的战略安全是何等重要，但是有人基于施行仁政的理想却并不这样认为，这就是脱离实际、泛泛而谈。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片面强调施行仁政的好处，却对于仁政的具体实施和操作难度不加以关注或者根本就是充耳不闻。以孟子的学识，不可能不知道公元前1000年徐偃王因为在500里封地之内施行仁政招致忌恨、进而在强大的敌军入侵时又以仁义之名放弃抵抗最终亡国的事情。据说徐偃王弃国而逃时有数万百姓感念其仁政而愿意追随他，由此可以想见徐偃国的人和是多么优越，然而，徐偃王却弃国而逃，绝不仅仅是其心有仁慈不想看到流血的战争，也必定是因为其自己估量到了其所掌握的人和优势根本抵挡不住敌人强大军队的进攻。即便徐偃王不是这样想的，那事实也是敌人用强大的军队灭亡了人和优越的徐偃国。诚如孟子所认为的那样，实施仁政、争取人和有许多的优越之处，但是假如在获取这些优越之处之前就遭遇灭国的厄运，那就免不了仁义灭国、人和亡国的嫌疑了。在曹操所注的《孙子兵法》序言中，就明确以徐偃王因为施行仁政而亡国的例子来说明“恃文者亡”的道理。
儒家崇尚仁政与法家尊崇法治，都已经陷入了极端的地步，当时的人就已经看清楚了这种弊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千年之后的某些现代人却仍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现实的问题是，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要么被贬低得一无是处、要么就被夸大到无所不能。
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理论总是倾向于讲求逻辑严整和述说畅通，而实际状况却总是不规则和用道理说不通的，这是因为人们对于实际状况的了解总是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而且即便是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实际状况，那些先入为主的理论体系和各种原理、原则也很难说真正契合于实际状况，除此之外，从理论到实践的应用过程本身也会成为一个阻碍理论与实践完全接轨的变数。
军事家的评判标准
评价一个人是否是军事家，有三条标准：
第一条，必须进行过实际作战指挥活动；
第二条，必须取得较大的战绩，比如胜多败少、进行过某些决定性战事、能以少胜多和以弱胜强、或者能够取得最终军事胜利。
第三条，可以有相关的军事著作或比较独特的军事思维；
其中，前两条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军事家的必要标准，第三条则是一种参考性标准并且在符合前两条标准又同时符合第三条标准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增加评判的比重。与此相反，虽然写过军事著作或者拥有比较独特的军事思维，却从来不曾参加过实际战斗或者指挥过作战行动的人，最多可以称作为军事思想家，但是却根本不能称之为军事家。
《战略指数：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也是理论战略学演绎的结果
尽管这一部书的写作时间要远远早于军事战略，但是，只是在军事战略写成之际我才意识到战略指数与军事战略一样都是理论战略学的演绎结果。
在这一系列的战略论中，第一部中我对于战略学三大流派之间的对立与整合的研究是第二至七部书立论的基础，第八部则是我对于我所研究和进入的那个新的战略领域所作的总结性研究。诚然，我所用的三元的战略哲学早在我写第一部著作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我对于战略学三大流派之间的对立的研究则使得这种战略哲学找到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地缘战略片论：地理、政治、战略三要素的回归》同样也是理论战略学演绎的结果，这部书除了延续《战略指数》一书中的国家战略理论思维模式之外，还对地缘战略作了一种全新的诠释。
《系统战》
尽管只有短短的八万字，然而《系统战》却是我对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