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灵月七周岁的那年夏天，姨父、姨妈显得心事重重的，因为再过一个多月就要送灵月回上海读书了。当时的中国正推行全民义务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几乎都不收学费，为鼓励贫困工农子弟上学，政府还提供生活补助；对成年人也开办了五花八门的扫盲班和各种培训。可是在乡下，只有镇上才有小学，阿亮、阿秀和岳青就在那里上学，每天来回要走六七里路，很不方便。
有一天，姨父兴冲冲地从镇上回来，对姨妈嚷道：“政府普及农村教育，要送一位先生到我们村上办小学，月月可以在村里念书啦！”那时候，乡下人都沿袭古风，仍称教书的老师为“先生”。
“真的吗？”姨妈喜出望外，“真是天大的喜事哎！但是，”她又皱起眉头，担心道：“月月她爹会答应吗？他说乡下念书啥个不好……”
姨父想了想，说：“先写封信到上海问问吧！”
谁知上海很快回了信，居然同意了。后来才知道，那年灵月的父亲在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阳谋中对上级领导进了一言，差点被打成右派。接着因思想右倾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知识分子的傲气打掉不少，也不敢看不起工农干部了。
姨父带领村民把原先的祠堂腾空，粉刷一下权做学堂。坐落于村子东边的祠堂由一间大屋两间耳房组成，以前是村人们祭祀祖先的场所。解放后，这里成了村干部办公和召集村民开会的地方。祠堂东墙挂上了一块临时漆成的黑板，屋里置放了几张村民们从家里搬来的八仙桌，每张八仙桌旁围了四条长凳，就算是教室了。两间耳房一间安了一张床，置了一张桌，算是先生的卧室兼办公室，另一间仍留给村干部办公用。那时候，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在农村依然盛行，开学的前一天，姨父带领全村人敲锣打鼓、恭恭敬敬地把先生迎进了村。先生姓谢，才二十岁出头，白净的长方脸，留着城里人的分头，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中山装，显得有点拘谨。听说他是县城下来的，高中毕业后因病耽误了考大学，病愈后决心响应政府的号召，下农村来为普及党的教育事业作贡献。
第二天，灵月挎着父母从上海寄来的新书包上了学。附近三个村庄一共五六十个学龄儿童济济一堂，每个人都显得很兴奋。谢先生将孩子们按年级分桌坐下，一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称为初级小学。五到六年级算高级小学，仍要到镇上的正规小学去读。灵月和阿全是一年级，坐在一张桌上，阿秀和岳青坐在三年级的桌上，阿亮则坐在四年级的桌上。谢先生先对全体学生说了些勉励的话，要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做一个有道德有文化的人，将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贡献。然后，他将语文课本按年级一一发下，同时挨桌关照：“四年级的同学先做一篇作文，题目为‘我的家’；三年级的同学将第一课的课文抄写一遍；二年级的同学先抄写第一课的生词三遍。现在，一年级的同学听我讲课……”他要求同学们围着四方桌写字，只有听课的同学才脸朝黑板。
谢先生平日说话不多，但他教书很认真。每天除了教语文、算术外，还根据自己以前在县城上正规小学的经验，因地制宜，尽量安排一些副课。如每周两节体育课，在祠堂前的青砖地上让孩子们跳绳、踢键子、跑步等；两节图画课，发些蜡笔和纸让孩子们画图；还安排两节音乐课，教孩子们唱歌。遗憾的是，谢先生其实不懂音律，五音也不全。灵月后来才知道，他教的歌节奏错误而且走调，但当时，孩子们唱得可欢呢！
那时候，乡里还沿袭古风，先生的每日三餐是由学生家庭轮流供给的，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办食堂时才结束。轮到供饭是学生家庭的荣耀。平日里，村民们吃得很简单，往往是在自己田里摘些蔬果做菜，为节省粮食，早晚都喝稀粥，只有中午才吃一顿干饭。但逢到供饭那天先生上门，那家人必定去镇上买肉，下河里捉鱼；早饭除了稀粥还会有烙饼，晚饭也改烧干饭了。第一天供饭当然是村长家，姨妈早上精心烘烤了芝麻蛋饼，还特意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第二天是岳青家，第三天是阿全家。虽说阿全、阿秀两个人在学校，但姨父念他家困难，只派了他家一天饭。即便如此，阿全娘还是向姨妈借了几毛钱才算应付过去了。
姨妈常说灵月小时候特别聪明，谢先生最喜欢她。每学期结束时，灵月都能拿到一张第一名的奖状。每次拿奖状回去，姨妈总笑得合不拢嘴，一边让姨父马上给上海写信报喜，一边把奖状装进镜框挂在墙上。假期回上海时，姨妈也总不忘让灵月把奖状带上，让她在姐姐和弟弟既羡慕又妒嫉的目光下，接受父母亲的夸奖。
没多久，谢先生沉稳、正派的作风，对教学认真踏实的精神，赢得了所有村民的赞赏和信任。灵月二年级时，谢先生选派她和岳青，还有另外两个同学代表不同年级到县里参加考试，结果成绩竟然超过镇上的正规小学。第二年，谢先生被评为优秀教师，村里的学堂也被评为农村普及教育的典范。此后，他经常被请出去介绍经验，村里也不断有各地的教师来实地考察、听课取经。为了应付这种忙乱、热闹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