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眼下西湖整治工程的工程量，王木木很有想法。作为苏轼的一生最被人称赞的惠民工程西湖的整治，在规划设计、工程组织、项目目的、施工管理等处都大有问题。比如，在工程的预决算上，明显有重大贪墨的明显的嫌疑。
后人在提及苏轼整治西湖时，常常欣佩苏大人的手笔大，为杭州人民搞了个很大的工程，这工程大到已经需要朝廷批准，并要中央财政支持，苏轼为此还特事特办的从皇帝那里因为整治西湖的需要弄来了二百张度牒（也有说一百张的，也有说三百张的）。一般比较一致的记载，苏轼在整治西湖时，动用了二十多万民工。
王木木在想，20多万，应是人次。理论上可以理解为20人干了一万多天，或是一万人干了20多天。这20多万人次，人工不可谓不大，但是对于偌大的这西湖来说，这点劳务，实在太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照材料，就是明正德三年的那次疏浚西湖。
明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即杨公堤)；又在外湖旧三塔塔基四周，筑一方圆形堤埂，埂外仿苏轼三塔建空心石塔3座。
看工程量，明朝这次起出的湖泥能使湖中已有的苏堤加宽一倍，还筑有两堤。这说明这次出的湖泥应该与苏轼这次的疏浚量基本相当。看几何尺寸，苏堤的增量也基本相当于其本体，新筑的两堤的体量，略小于苏轼工程的填充量，总体可粗略视作相当，这也能理解为在“复唐宋之旧”吧。
但是，你看看，在工程量相当的前提下，明杨孟瑛当时动用了多少人力？“为夫六百七十万”，是苏轼的“二十万多”的33倍！
明杨孟瑛的“为夫六百七十万”这里也作人次计，那么，因为杨孟瑛的项目是“为佣一百五十二日”，因此可理解为日下湖的作业人员在44078多人。同量类比，如果苏轼的疏浚也是这个日下湖44078人的规模的话（明杨孟瑛仿苏轼之为，故可作此类推；而实际上，后人的疏浚量在当时的疏浚指导思想下，当只会比前人少，而不会多于前朝的工程量），那，用20万一除，则苏轼的疏浚工程也就一共花了四天半多一些，圆整为五天，呵呵，这不就是一场闹剧吗？一个落入史载的大工程，也就热闹了一个小长假，可笑不？所以啊，这个西湖疏浚，不就是将疏浚作为一个题材，在此大旗下的为所欲为？在项目的掩护下，做本来想做却又无从开口的事情？
现在，王木木想把事情搞搞清楚，他实地踏勘了工地，眼见的苏堤的长约八百八十丈、宽约五丈，宋时一尺合31。68cm，故这苏堤长约2788米，宽约15。84米。而王木木在前世所见的苏堤长为2797米，宽为30-40米，高出湖面0。4米。两相比较，长度差约9米，这就应该是“回”字中大小两“口”间的间距。而宽度则要相差一倍以上，这宽出来的苏堤主要是在明杨孟瑛疏浚西湖后形成的。
历史也记载，在苏轼后的杭州府的各任领导，几次大的疏浚西湖，其基本作法都是以苏轼为楷模，都是将湖泥起出后并不上岸，更不远运。都是将湖泥在西湖中原地消化的，比如，明杨孟瑛是将湖泥加宽苏堤和筑了两条长堤（杨公堤）。比如，清雍正五年(1727年)，巡抚浙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筑堰各四座。又比如清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疏浚西湖，湖泥则被阮元堆筑出了个阮公墩，等，人家有堤我有墩，均是湖中淤泥大挪移，一脉相承。
现在，王木木看着西湖，在给苏大人估工。王木木算来算去这苏大人的20万工根本干不了什么事！我们且不计填充于前文所述的“回”字间隙中的湖泥，就只论相当于总量一半的苏堤的土方量，就能看到这次西湖的疏浚是多么的荒唐了！
你看，2788米的苏堤，面宽15。84米，两边坡度以45度计，湖深以平均湖深2。28米计（其实近堤处湖水浅，湖中央才最深），则苏堤的土方量为115182立方，如以王木木眼见的12000人下湖作业计，则平均每人只需移泥9。6立方的泥！现在这种状况，一天就能完事！就是把“回”字中的间隙算进去，翻个倍，也人均20方不到，也辛苦点一天可以完事！
如以明人仿效苏轼的劳务规模44078人计，把苏堤和“回”加一起，也仅需人均移泥5立方多！半天的事！
所以，前述的一个小长假，5天的工作量，已经是有5倍的水分了！
至于这个年代的民工移泥的效率，这里，王木木已经低估了！
你看，湖中的作业人员，他们把湖泥从湖底起出，或者将人家农户的湖田扒掉（这样的工作量更小），把产生的泥放在一些小船和大木盆中，如此就能很轻松地完成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