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个子回到游击大队，跟张士礼商量并征求意见之后，立刻给城里的大山写信，把张英美被日本人抓去的来龙去脉陈述一遍，让他找机会接近她，劝她不惜一切代价投入到宪兵队队长三本五郎的怀抱里，千方百计让三本五郎高兴，取得三本五郎的信任，这样可以从三本五郎的嘴里得到更多的信息，为游击大队今后歼灭敌人打下良好基础。大个子又简单地介绍张英美在十四、五岁时被董保福强暴的经过，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沉痛的烙印，因此，她现在性格孤僻，沉默寡言，让人难以接近。她的哥哥张士礼是游击大队的政治委员，也希望她利用这个机会，想方设法取得三本五郎的欢心，这样就能从三本五郎嘴里弄到敌人的情报。要想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战而不败。
这封信很快转到了董家大院前大街西北侧一个烟店老板手里，他是党在凤凰城里的地下联络员之一。熟悉他的人管他叫“老杨”或者叫“杨老板”，背地里管他叫“瘸子杨老板”。他的主要任务是转递各种情报。他长得很普通，四十多岁，个子不高，黝黑的脸上经常露出微笑，给人一种憨厚老实、待人诚恳的感觉。有可能是人们看他右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让人同情，有可能是人们看他憨态可鞠的样子招人喜欢，否则，不可能到他这个烟店里来卖烟的人络绎不绝，因此，他每天卖烟的经济效益是很可观的。不知为什么，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即使不会抽烟，平时有空闲时间也愿意到他烟店里站站或者坐坐，闲聊一阵后方可离去。就连有些日伪军也经常来买烟，有的身上没有钱，急得乱转，他看那样子即可怜又可笑，有时就白送一包，并说：“拿去抽吧，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啊。”就这样，有的日伪军想占一点小便宜，经常在柜台前装做可怜兮兮的样子，说自己没带钱就白拿一包烟高高兴兴地走了。
郑志强穿着一身伪军军装走了过来——他几乎每隔三两天就要来老杨烟店一次。老杨站在烟店的店门前，大老远就看见郑志强朝小店方向走过来，便一跛一拐地走出小店，距离十几米远就点头哈腰地打招呼：“郑翻译官，今儿个进了几条好烟，不买几盒吗？”
郑志强机灵地向四周看了看，然后问一句：“什么好烟？”
“大重九。”
俩人走进店里，老杨赶忙低声说：“森林来信了。”
“有什么重要情报吗？”郑志强低声问。
老杨没有急于回答，只是看了看店前过往的人群，这时有两个穿着伪军服装的人向老杨烟店这边走过来，于是笑着给郑志强递一个眼色，完后点头哈腰地说：“郑翻译官，实在对不起了，您刚才要得那种烟是刚进来的货，还没来得及摆上柜台，实在不好意思。请您稍等一会儿行吗？”
“没关系。你先打点一下这二位客人吧。”郑志强绷着脸说。
“二位长官，卖什么牌子的香烟？”老杨笑容可掬地问二位来者。
“拿两包……”其中一名伪军还没将话说完，与郑志强的目光相遇，马上毕恭毕敬打招呼说：“郑翻译官，您也到这里来买烟呐？”
“烟抽光了，这儿近，顺路就溜达来了。”郑志强带着轻蔑的目光微笑着说。
老杨怕那二位伪军在这里多说话耽误时间，赶忙带着笑脸追问一句说：“我说二位长官，要什么牌子的？”
“只要是日本货，啥牌子都行。”另一名伪军看着郑志强笑着说。
二位伪军付了款，每人手里拿一包香烟，跟郑志强打了一声招呼之后，便急匆匆离开了老杨烟店。
老杨笑着对郑志强说：“看来这两个家伙是一对地地道道死心塌地的亲日派，连买烟都要小鼻子的货。”
郑志强哀叹着说：“嗐，中国人都像他俩这个德行，国将不国喽！”
这时，从外边走进一位左脸鬓角前侧长着一大块深褐色痣的老汉，没走进门就开腔说了话：“我说老杨啊，你这生意红红火火的，真不错呀！出出进进的人像走马灯似的……”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见郑志强的着装，立刻哑然了，本来还想说些什么却憋了回去。他浑身有些不自然地用手挡着他那蓬头垢面的面容，缩手缩脚地走进烟店里，让人看了他那个样子，着实有些好笑。
看到进来的人老杨没有在意，将那封事先就藏匿在大重九烟盒里的、从表面一点也看不出来破绽的密信，很自然地递给了郑志强，并点头哈腰地说：“郑翻译官，以后进来了好烟我还给您留着。”
郑志强接过那两盒大重九，很敏捷地将其中一盒揣进内衣兜里，另一盒拿在手里，迈着四方步走出烟店，嘴里还哼哼着小曲，若无其事地向大街上走去，两眼不时地扫视着道路两旁的行人。突然，他看见日本宪兵队队长三本五郎从宪兵队指挥部（董家大院）大门口出来，径直朝他这个方向急匆匆地走来，身后还跟着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他心里一愣，心想：“难道敌人发现了什么踪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呢？”他知道，三本五郎没有重要事情，白天是不会轻易走出宪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