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琳只是燕大的一个普通学生，并且还是走读生，平时也不在校务活动中露头，为何一下子成了共青团燕大的总支部书记？为何发动燕大一万多人参加反黑法案运动的这么重大的任务落在了她的肩上呢？这要从她的父亲周立英与区委书记关正涛的相知相识说起。
当年周立英在桃花营秘密组军，他看中了一位热血男儿，就是田园会文案主事关少山的儿子关正涛。组军出山以后他们在木坪山的一个山湾小村举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随后他们在南州凤西一带打响了战斗。在战斗中关正涛作战勇敢，周立英器重他，将他提携成了小带兵官，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中，他又屡立战功，成长成了一名营级军官。他思想进步，在周立英的介绍下后来又秘密加入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毅然起义，带领他的队伍与南昌起义部队汇合成为了党的武装。后来起义部队被迫转移，在途经宁安境内时，他的队伍被围追堵截的敌人包围了，全营五百多人，除一部分突出了重围其余都牺牲了。在突围中他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部队，他把队伍交给了同是组织中人的副营长，自己只带一名营部通讯员就地隐蔽在老乡家中养伤。后来因工作的需要，他又留在了宁安开展党的地方工作，把整个宁安全县的工农武装发展得遍地开了花。由于他地下工作的出色，半年前他奉**南江特委之命，担任了南州市西城区委书记，严峻的环境复杂的城市地下工作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
南州是整个南江地区乃至辐射邻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西城区又是这个中心中的中心，当局的南江专署、绥靖公署、南州警备司令部、税警团、警察局、南州军校等军政要害部门都设在这片城区，敌伪力量拥聚。这里又是全南江学府和报界的齐集之地，燕南大学、南州师范、南江女校等院校，南州晚报、新神州报、江南文苑周刊等报刊杂社，也都分布在这里的大街上，是知识界的大园林。商界的一些财团、大公司、银行商厦更是云集于此。因此这西城区既繁华又森严恐怖，政客和权贵在这里耀武扬威，富商和达官贵人在这里灯红酒绿，进步的党人、仁人志士却在这里捐躯，卖苦力的走江湖的芸芸市井更是在这里挣扎图存。这一切构成了与乡间截然不同的纷繁，也构成了这里地下斗争的严酷。
关正涛受命担任这个城区的地下区委书记以后，首先他利用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一家商贸经纪行老板的身份，找机会步入一些商家报社和公司，以商谈商贸业务为名了解南州上层社会的人际脉络，将多名谍报人员打入了敌伪内部，也结识了一些开明进步之士。在一次纸制品交易的商贸洽谈中，他赢得了《南州晚报》社社长对他的好感，通过与这位社长的交往，他又深交了报社的主编。这主编叫顾立明，是一位十分清高却又不失进步的有识之士，对时下的鲁迅以杂文为阵地针砭时弊，不屈不挠地与黑暗作斗争的硬骨头精神深为推崇，因此他主笔的南州晚报也常常说些真话，反映老百姓的一些呼声。
关正涛了解到顾主编的如此心志和为人，对他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层发展，至后来可以说把他发展成了他组织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基础上，关正涛设想了利用他的报纸建立喉舌，在全南江地区唤起民众，开展工农革命。当然这是当局的报纸，要在他们的报纸上直白地为**说话那是不可能的，他也不能因此而显露身份，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曲折的办法。
在一次交谈中，话到深处他压低声音对顾立明说：“顾主编，我经商言商，你办报言报，看起来你我属于两个不同领域里的人，但经商也罢，办报也罢，都要讲效益，而对效益来说，有一条生财之道经商和办报是相通的，不知你对此有没有兴趣。”
顾立明正愁《南州晚报》发行量不够，忙问：“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生财之道?”
关正涛神秘起来，说：“我曾经做过一笔生意，对方姓共，他们很讲信用，又不压价，让我着实赚了一笔，这种生意一般人不敢做，但是我做了，也算不上通共。你呢，不用做，只管说，说真话，揭露黑暗，揭露**，倡行政治民主，对这些当权者可能不让说，但说了你的报纸就会火爆，就会发行量猛增，更会有声誉，同样这也算不上通共，这就是我们相通的生财之道，就看你敢不敢。”
顾立明清高，对时政早看不惯，他没作什么思量便说：“这没有什么不敢的，以前我就这么想过，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主笔，才一直在墨守成规。”
关正涛大喜，附和他，说：“顾主编开明，你既早有这想法，那主笔的事就让关某来效劳，怎么样？”
“好哇，”顾立明亦喜，说：“这样的主笔既要具有正义感，又要有胆气，像魯迅一样，骨头硬，所以很难找，没想到关先生却有这方面的人脉，太好了。”
于是他们合计，在《南州晚报》社另辟了一个叫布谷鸟的专栏，其寓意为布谷鸣春，呼唤政治民主，反对**独裁。为了使这个专栏富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关正涛通过上级组织，上级组织又通过“左联”，邀请了两位知名人士共同主持这个栏目。
这两位知名人士就是章世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