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左”字开头割人奶
多少年以后，良宵读书、工作、入队、入团、入党、当干部，当领导……但童年经历的某些事却始终没弄明白，宵请教了不少当年土改工作队的队员和领导，他们用口头或以他们写的书，讲述了他们对【土改】的感受。宵渐渐从云山雾罩中明白了点什么……中国的“左”，看来已有些时日了！
说来也带点讽刺意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宵问过【文革】和他一个派的姓乌的“战友”，乌因当年有“叛徒”之嫌，【土改】后就一直受审查，多年郁郁不得志，以他们“敌手”的话说，乌就是乘【文革】之机，沉渣泛起而玩“造反有理”的人渣。一讲起他当年当【土改】工作队长的辉煌岁月时，他两眼发出幽幽的光，摇头晃脑，很有点“小人得志轻狂”的味道！拍拍手中的红宝书说：“要是当年，那些杂种（指另一派的人），老子早请他上我小本本了！”
了解他的人告诉宵，别看他而今不毛不屎的一个变色虫，当年他那个小本本就是很多人的生死簿！哪个街天想杀谁、不杀谁、杀多少，根本无需上级批审，还真由他像阎王一样去钩钩名字就给毙了！
天！这个尖嘴猴腮、鹰鼻鹞眼的人，当年他也当过几天缅甸波尔布特式的人物呢！知道的人们都叹息：历史的荒诞与悲凉啊！
宵听得寒毛直立！心中暗想，如此投机的而仅仅是管十来号人的一个狗屁不如的乡村【土改】工作队队长，也可以个人握有生杀大权，那不就就是草菅人命吗？！难怪对立派在大字报上怀疑他土改时的“形左实右”是为了掩盖他历史上某种见不得人的过去……
当年闹派性最大的特点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只要是所谓“自己人”，痈疽也当宝贝，脓疱疮也要护起！哎，宵而今想来，深感自愧！
宵看过曾在师宗当过县委书记的郭远猷同志的回忆录【悲欢人生】中，有关他青年时期刚参加土改在宜良的一些描述。他们发动群众斗地主、追浮财，大家有顾虑，郭汇报；“群众太落后，土改太难干！”被陈专员总结时作典型批评，严厉地质问他：“还要我们工作组干是么？”郭老惊慌得“脸红通红通，心昸咚地跳”……于是他很“小心谨慎”地“转入发动群众斗地主”。“第二天早上，农会主席到区上报告，昨晚被斗的地主王自圭夫妻二人悬梁自尽，我跟随农会主席到王家去查看，只见双双用白布勒紧脖子挂在墙上，男的舌头伸在口外……”范队长批评说：“你们为什么不看管好，底财浮财都没有追出来，要深刻检讨。”(人命事小，要钱事大——贼心)。我嘴上答应“检讨、检讨……”
“一天，我到区上工作组汇报情况，见一个50多岁的妇女，用头发勒死床头。……胡涂氏，是堡子住在昆明的工商兼地主，昨天刚从昆明押回来，准备追交浮财……”
另一批斗会，“只见推进一个被捆绑起来的汉子，一些人上去拳打脚踢，整个会场乱轰轰的。我忙找农会主席老张制止。老张说‘干恶霸，打死算了’。我说：‘算不了’”。
字里行间，看得出，当时在人造气氛的推动下，像老郭一样对生命还有一丝敬畏心的人，良知虽未完全泯灭，但也无可奈何！但主观上，比前边提到的那位“战友”，多了一层人性的光芒！是屠夫，历来以杀戮为乐！
要说以上的你读了觉得荒唐和无奈，下面的看了你也许会触目惊心、夜不能寐！
作者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员，解放初期就是云南沾益县的公安局长，后来任过曲靖团地委书记和地直机关党委书记！他就是前些年从曲靖市检察院离休下来的领导干部李荫祥同志，看看他当时用眼睛和心灵摄下的【土改】实况！
为了警示后人，不让历史再犯同样的错误，他以沉重的笔忠实的记下那段令他一生良心难安的往事……
（摘自他的传记【苦旅记实】136——141页）
他写道：为了推动斗争（土改）深入发展，干部队伍中掀起“反地富思想”的学习。不能对地主富农有什么同情，更不准包庇。在大营的一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上，会议是由农民选出的农会主席主持，对地主追交的“不义之财”（当时叫做“追浮财”）斗争会上出现了酷刑逼供。一个姓王的地主，又当过保长，被吊起来用细棍子打，后又搞“老牛拔桩”（注：将木桩钉入地下，又把地主的手指绑在木桩上，然后将楔子打进去！）不然就点天灯。（注：是将地主的手指用油浸透的绵花包着，再把棉花点燃）这个地主被烧了喊天叫地痛得几死几活，最后这个手指烧了一截，残废了。看到这些做法，我想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明知这做不合**的政策，但不敢在言语上加以制止，怕被戴上“地富思想”的帽子。有的干部提出“这样不好”的意见，就被地委工作队的队长王兰亭严厉批评，说是“同情和包庇地主”。而对出头使用酷刑的人，王在会上大加赞扬。没有严刑拷打的斗争会，在王兰亭等人看来，就不是斗争会了。
有一次在斗争潘子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