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保卫战：五、宜昌失守（下）
但是，宜昌失守致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军事指挥当局的主观方面。也就是说，从蒋介石的重庆军委会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无论是从全国各战区间协同配合的宏观战略到枣宜会战的微观战术，都远远落后于战场的现实情况，最重要的是“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对敌情判断失真，军委会及第五战区长官部甚至完全没有制定关于日军可能采取进攻宜昌行动的方案和对策。在兵力部署上，也没有准备在这一地区与敌决战，连驻防沿江的江防军主力第75军和第94军也被北调，致使江防力量骤减，防务空虚，宜昌成为一座“不设防“之城。
日军突然过河直*宜昌，给了第五战区一个措手不及，等到清醒过来，大部队只能跟在日军后面“尾追“，正面阻击部队力量薄弱。军委会及第五战区长官部慌乱无措，匆忙仓促，临时调动、编组部队。远从四川船运而来的第18师、第199师立足未稳，连地形尚未*清就匆匆应战。呕心沥血构筑的宜昌防守，12天内即告土崩瓦解。
与此同时，重庆军委会因为缺乏统一指挥权威，各战区之间战略配合协同与牵制作战不力，五、九、三战区公然抗命不遵；按兵不动，使得日军无所顾忌的从容用兵，也是宜昌失守的重要原因。6月11日，日军接近宜昌的紧要关头，重庆军委会为从战略上牵制敌人，紧急电令江西上饶顾祝同第三战区，湖南长沙薛岳第九战区向当地日军发起攻击，“牵制敌人以解友军之危“，却一直不见任何动静。同时某些关键部位的防守部队指挥官贪生怕死，不思抵抗，未经或一经接战就自动脱离战场。如防守沙洋、沙市一线的第26军军长萧之楚，在日军渡过汉水时，放弃阵地，撤逃到江南；第2军新23师师长张世希，在观音寺附近与日军刚刚接触，即向当阳败退；防守宜昌城区的第18军第54团团长皮宣猷，根本没有接火就慌忙弃城。也是宜昌失守的重要因素。
日军对占领宜昌后是否要予以确保，当时并没有明确规定。第11军在占领宜昌的当天就命令各部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将无法携带的缴获物资予以销毁或抛进长江，准备返回。6月15日22时，正式下达了撤回汉水东岸的命令，从16日午夜开始，日军占领宜昌4天以后陆续撤出，第13师团排在最后于6月17日凌晨1时开始回撤，当天上午7时撤到宜昌以东约10公里的土门垭。中**队则乘日军撤退之时，尾追第13师团于17日晨收复宜昌。
可是日本天皇却在6月15日的御前会议上询问陆军：是否可确保宜昌?有了“天皇圣喻“的撑腰，日军参谋本部于6月16日又发出暂时确保宜昌的命令。这一命令经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11军转达到各师团的时候，走在最后的第13师团已撤出宜昌52公里，于是第13师团在第3师团的配合下，调转头来再次向宜昌突进，于6月17日下午重新占领宜昌。
由此可以很沉痛的看来，我军那个时候真的有些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