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保卫战：一、枣宜会战的导火索
1939年底，侵华日军清楚地认识到，战线过长是他们腹背受敌、处处挨打的主要原因。1940年，夺得了华中重镇武汉的日军决定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华中战场上，日军意欲占领襄樊，南下夺取宜昌，然后沿长江西进，攻克战时陪都重庆，一举占领整个中国。
而随着武汉的陷落，宜昌的战略要地的重要*就凸现出来了。宜昌“挟长江背荆山而望江陵，俯瞰荆襄平原，为抗战物质积集之所，……南通洞庭，东通武汉，为第二期抗战之要地。“宜昌不仅是武汉和重庆之间最大和最重要的内河港口，也是**四川的咽喉要地，其西面即为地势异常险要的三峡地区，因而宜昌实际上就成为了为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并且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在宜昌东北方向隔汉水相望的就是江汉平原的交通重镇枣阳。
“枣宜会战“的发生是日本对华总政策与国际形势的急遽变化相互演绎的结果。1938年秋，以攻占汉口、广州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的结束，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整体军事推进的武力第一转移到重视和平诱降的政治策略方面。尤其是攻占武汉后，鉴于军事上和兵力上的力不从心，不得不作出了“除特殊需要外，不应企图扩大占领区“而以恢复其内部治安为根本的战略决策。
可是，日本虽在华北与华中试图扶植伪政府以华制华，但效果差强人意，1939年更是在南京扶植建立了汪精卫政权，以汪精卫的地位和威望（要知道汪精卫可是国父遗嘱的起草人，那时蒋介石只不过是个“校长“罢了，而当他因行刺清帝国中枢要员名震天下之际，蒋介石还在日本留学）却仍旧无法使国民政府土崩瓦解，所以急切需要在对话作战中找到新的突破口。
1939年9月30日德军进攻波兰，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再次刺激了日本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野心。日本驻武汉对华作战的第11军也认为：“鉴于目前的形势，只以谋略外交，或以小规模作战来解决中国事变，终究是没有希望的。只有随着大规模的作战，才能迅速出现解决中国事变的曙光。“所以，日本陆海军和中国派遣军一再要求进行“宜昌作战“以占领宜昌，叩击重庆大门，达到震慑、诱使蒋介石接受和平条件的目的。
“枣宜会战“发生的导火线则是1939年冬至1940年春我军的“冬季攻势“。第五、第九两战区集中了71个师的兵力，在北起信阳、安陆，南至通山、岳阳，西到汉水的广大区域内，向日军第11军展开了猛烈攻击，歼敌近万人，于是，1940年2月25日，第11军就制定出“宜昌作战“的《指导方针》，规定作战目的是：“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4月10日，得到大本营在华中“再实施一次超越既定地区的作战“的命令。“宜昌作战“便**实施阶段。
1940年5、6月间，侵华日军第11军10万余人向湖北枣阳和宜昌地区发动了一次强大攻势，实现了其占领宜昌的战略目标，史称“枣宜会战“(日军称“宜昌作战“)。企图将中**队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宜地区。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40万兵力参加作战。枣宜会战是继武汉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持续时间近两个月，双方投入兵力多达50余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