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兵变：八、宜昌与鸦片
据民国《宜昌县志》载：宜昌居长江中上游，扼川鄂要冲。凡云南、贵州、四川等省所产烟土运销长江各埠者，皆会于此。“商人贩私，自重庆推舟而下，舟子更番鼓棹，昼夜不息，舟行之速，万重山瞬息而过。“为了躲避关卡，这些走私烟土的商贩将船停靠在石碑（西陵峡口上方）起货，再向各地转运。有的商贩委托船家代理，“其黠者乃勾结税关巡丁或军人瓜分其所运，而以途间被劫报。“更有“慓民悍卒，在两岸猿声中，夺货杀人，案件鳞出。“这种因走私鸦片而发生的杀人越货之现象，由来已久，而在民国初期尤为突出。原因在于，虽然官府明令禁止，但世道混乱，力所难及。
1922年秋，宜昌商会会长韩慎之专程赴河南郑州拜见吴佩孚，恳请开禁鸦片，公开征税，说是“既活跃宜昌商场，也广开军饷来源。“吴佩孚虽然垂涎这笔财源，但又不敢公然打破禁例。韩慎之便献策：“沿清末旧例，不设征税机关，由商会成立济宜公司代收烟税，正税上交北洋政府，地方收取附加捐。“吴佩孚欣然同意，准予照办。由是，“济宜公司“浮现宜昌，由韩慎之充任经理。“自是杀人越货之风泯，烟土遂由军阀包运。“
如此禁例一开，川、滇、黔之鸦片便大量**宜昌，鸦片贸易骤兴。而城区人口也一下子猛增至20万。这种畸形发展被商人惊呼为宜昌的“黄金时代“。史料表明，当年宜昌“土税号“，由大吉、享记、呈祥三家一下增至十八家，年收土税（鸦片税银）一二千万元。“除土税号兼售土膏外，有烟馆100多家，纳捐的烟灯有3000多盏，加上暗灯达8000多盏。““如南诚信烟馆，楼上楼下均设烟塌，可供数十人同时吸食，每天中午以后，塌无虚席“，“最盛时一天零售烟膏2万多元“。同时酒楼、旅栈、戏院、茶馆、**、金店常常客满。“金店交易，有时一天达数百两黄金“。鸦片贸易再度泛滥，宜昌市场又出现了繁荣景象。
就宜昌商会会长韩慎之为例，他经营的慎康海味号，原有资金不过二三千元，后利用职权和公款之便，不几年，资产扩大到三万元左右，活动资金五万元以上，成了当时新闻等各界抨击的主要对象。担任济宜公司经理以后，从中得到好处，数年间积资颇丰，成为宜昌又一富商，1926年北伐军到达宜昌以后，韩慎之遭到清算。
北伐军进驻宜昌之初，废止土税号，禁止烟*。然为时不长，禁亦未止。后来禁烟机构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就可知鸦片在宜昌仍大有市场，事实上，当局设在宜昌的两湖特税处，主要是提高税率，名为“寓禁于征“，实乃放任自流，唯利是图。而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监察委员周利生在1933年12月上书的《视察湖北报告》中更是指出：“湖北有一特殊现象使人目击心痛者，即鸦片烟*弥漫全省也。““仅宜昌一市，烟馆将及千数……其烟铺林立，烟客拥挤，男女老少应有尽有，四五岁小孩吸烟并不视为奇事，甚有一二岁婴儿亦须父母呵以鸦片者。所以鄂西人民大多数烟容满面，车夫苦力固无论矣，即社会领袖、学校学生亦多面黄骨瘦，一望而知为瘾君子者。一切的一切，无不建筑于鸦片之上，保安队也，**局也，固以鸦片税捐为其经营，甚至法院、党部以及中小学校，亦赖鸦片捐以为补助，可说若无鸦片即无世界。此种情形，闻者决不相信，见者莫不痛心。“
如此畸形发展和虚假繁荣景象的所谓宜昌“黄金时代“，显示宜昌当时依靠鸦片贸易在鄂西乃至在全省树立的重要地位，“居沙市之上，直接重（庆）夔（府），为上游第一巨埠，商务向称繁荣“，与汉口、沙市并称为鄂省三大商业中心。这样的繁荣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逐渐冷落下去，而鸦片之祸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到根本根治和铲除，有人据此断定“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