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婚姻的“合法性”不是以领取结婚证，而是以举办婚礼为准。农村虽然计划生育抓得紧，但是对达不到法定年龄不许结婚的要求并不严。结婚一般都是先举办婚礼，后领取结婚证，根本没人事先去登记。很多是等到孩子生下来，“生米煮成熟饭”，需要替孩子申报户口的时候才去补办结婚证。“两场麦子一场打”。大人的结婚证，孩子的户口一块儿办。这样的事在农村不稀奇，村组干部管也管不齐心。只要不超生，村组干部睁一只眼，闲一只眼。不过，你要是超生的话，那就别怪村组干部们“六亲不认”了。罚款交钱，没钱？对不起，扒你的粮食，捉你的牲口，抬你的家具！如果加起来还不够数，那就上你的屋，揭你的瓦，拆你的梁！总之，你要干部的命，干部就先送你的命。
春生就是在女儿出生后才领结婚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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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底，春生从武汉办事处回家过年。
春生回到家，女儿已经满月。这有点出乎春生的预料。妻子的预产期应该是在腊月底，可是女儿冬月十三就出生了，实际怀孕只有七个多月，应该属早产。
女儿的出生让春生的母亲大失所望。因为之前春生的母亲一直坚持认为，儿媳妇怀的一定是个“孙子”！——农村人重男轻女正常，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不仅是春生的母亲非常失望，妻子的娘家人比春生母亲还要失望。妻子生养的时候，在乡镇卫生院产房外的妻子的母亲、姐姐和妹妹们得知“呱呱”落地的是个“丫头”，她们集体抱头痛哭，十分失望与伤心！
特别是春生的老丈母娘，妻子的母亲，老丈母娘她自己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直到前夫去世，改嫁后才如愿以偿生了个“老”儿子），老丈母娘的大女儿，也就是春生招婿的大姨子又连生了两个女儿，现在自己的二女儿又生的是女儿！走路还有走错的呢，为什么自己和女儿们命都这么不好？
女儿满月的时候，春生的母亲和老丈母娘，两个人居然为生儿生女到底是儿子儿媳，还是女儿女婿的责任发生争论。
春生为女儿做满月的这天晚上，亲朋好友们散去后，春生的母亲和老丈母娘睡在同一张床上，她们就以上“话题”共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探讨”，并引发争执。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生命（生育）科学命题，科学家尚未有定论，但春生的母亲和老丈母娘“无师自通”，在激烈的争辩后，却有了新的“发现”和“突破”。她们各自为自己的儿子女儿“推卸责任”，她们据理力争，互不相让，两个人不分胜负，打了个平手。
总之，春生的母亲和老丈母娘她们重男轻女，都不喜欢“丫头”。
女儿的降临，并不受她们欢迎。
可怜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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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回到家，抱起粉团似的女儿，心中百感交激，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只说了声：“苦命的女儿！”就无语凝噎。
自从和春生发生关系后，妻子身上的月经再没有来，妻子就意识到自己“有了”，心中十分害怕，服过大量的避孕药。后来有了妊娠反应，妻子蹦跳捶打，用裤带勒自己的腹部，百般折磨，手段用尽，企图使腹中的胎儿堕落，可是顽强的小生命就是不肯下来。
女儿的生命力竟是如些坚强！
女儿给春生带来巨大的安慰与快乐，但婚姻却给春生带来无尽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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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不知不觉来到。
88年留在春生记忆中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女儿的出生，一件是买不到食糖。
妻子刚生产，不能没有食糖。
食糖紧张，实际上是由发生在那一年的抢购风潮引起的。抢购风潮表面上看，好像是由物价上涨引起的，实际上有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原有的价格体系已经不适用，而新的市场经济价格尚未建立，必然会产生混乱。可以说，抢购风潮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的“副产品”，而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以及“官倒”**，都是这场风潮的推手。同时，老百姓的恐慌心理——长期物质匮乏带来的“后遗症”也是一大因素。
抢购风潮主要发生在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一线大城市，88年春节在春生的家乡也产生不小波动。具体表现在部分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买不到，食糖尤其紧张。
春生回家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写信向表弟志新求援。春生的表弟很快从皖南邮寄来一大包高价食糖，这才解了春生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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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作美。
88年春节，春生第一次陪妻子回娘家拜年，就遇上持续的阴雨天。
年前就下起了雨，大年初一春生窝在家里一整天没有出门。往年大年初一春生都要去给两个叔叔拜年。今年第一次没去。
初二一大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