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最终都有封侯之赏。而蒯通则不然，直至其说韩信时，仍称其为齐人蒯通，这似乎表明此前其未有名爵。以当时的策士行为，其目的多半是为了取得个人的功名利禄，至于天下大势，民众疾苦等等，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以此考量，蒯通在为向范阳进攻的武臣军做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后，其未得寸功之现象实不可解。因此，蒯通的第一次亮相的真实性大有问题。
时隔六年，也就是汉四年，蒯通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即说韩信击齐。史称，当时韩信为汉引兵东击齐国，还未渡平原就听到郦食其已经说服齐王与汉联合。韩信正要退兵，蒯通鼓动其偷袭齐国，说“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韩信听其计，趁齐国不备，一举攻克齐国都城临淄。菜九曾作《汉灭齐战役考释》拆解过这段历史，以为灭齐是汉的既定方针，不是韩信决定停就能停下来的。齐为反复无常之国，郦生的说和，肯定不能起到控制齐的作用，所以不能视之为汉已彻底搞定齐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汉击灭齐国之举，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因为韩信不能决定是否击齐，故蒯通此进说为无据，但最后人们可以借此把郦生之死的罪名加在韩信头上，可能是此进说流传开来的效用。与蒯通说武臣的结局一样，蒯通并没有因为有此一说而取得任何功名利禄，其第二次向韩信进说的身份是相人。如果蒯通真的有过对韩信的第一次进说，则韩信应该对他有深刻印象，他又何必以相人的身份进说。此身份或者表明，蒯通此前与韩信没有打过交道。试想，韩信因有定齐之功而受封为齐王，蒯通又有进说之功，韩信对此一点表示都没有，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所以，将蒯通的第一次说韩信定为杜撰，并非无据。战争期间，蒯通三次辩说中有二次是说韩信，难道他就那么热衷于为韩信谋划吗，当然不是，其辩说不过是战国游说之风的余绪故伎，旨在为自己博取功名富贵。清人管同对此事的评论可以一看。管同《蒯通论》借君子之言曰：“蒯生岂爱信？吾观其意，大抵自为焉已耳。何以言之？当郦生伏轼说齐，掉三寸舌，遂下七十余城，而通复说信以击之。破已服之国，不可谓仁；夺已成之功，不可谓智。内以丧其谋臣，外以劳其军旅，汉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诚爱信，不宜出此。盖自战国秦项以来，纵横捭阖之徒，无恒产而无恒心。乘天下之有事，说人主出金玉锦绣，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天下之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承战国之风，见天下之将一，自度委质事汉，不过与陆贾、随何、郦生、平原君等，故乐天下之瓜分，已得籍以为资，而坐收其利。其始说信以击齐，是将败之于汉也，既而不成，则遂危言栗辞以触动之，必使其反而后已。其阴险叵测，盖虽高帝为其所欺，而况其下焉者与？嗟乎！世所贵乎谋士者，为其能以排人之难也。高帝虽雄心猜忌，萧相国用召平、鲍生之计，卒免其疑而脱于祸，使通诚爱信，则必思所以终全之矣。说之以三分，不听而遂无复计，是使世之为人谋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则无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义也。”蒯通第三次进言也没有说动韩信，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即使韩信有心按蒯通进说行事，他也不具备背叛刘邦的条件。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战国策》里辩士们的辩说精彩绝伦，但很少能发挥效益的原因所在，精彩的辩说与实际情况对不上号嘛。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真实的历史中，蒯氏的最大资本莫过于说韩信了。因为这是有案可稽的，是韩信临死前将其透露出来的，而刘邦本拟处死他，又为其巧辩脱祸。或者蒯通就以这种可信身份，敷演出一整套战国以及秦楚之际的故事。分析至此，菜九推测所谓的张良进言，也有可能是蒯通之流的杰作，算不得定论，只是推测而已。
菜九进而怀疑，陈平盗嫂的记载，可能也是蒯通编造的。有关陈平盗嫂的传说，今人驳之甚多，菜九可以补充的是，那个谣言盛行的场面可能根本不成立。陈平的世家里指此事是绛灌之属所为，而考察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周勃还是灌婴，当时都没有与刘邦在一起。陈平受刘邦重用是实，尽护诸将则未必。因为陈平与刘邦一见如故，受到信任，被派去给韩王信当助手，亦有监督之意。这种重用，不关刘邦身边众将官之事，也不应该引起什么非议。而非议之人，居然是不在刘邦身边的灌婴，就更不可能了。此为当时人传闻有误之记，结果是什么呢？不在现场的人，指责一件没有发生的事，非常搞笑，但后人竟然信以为真，中国人的不认真传统非常强大啊。顺便说一下，整个战国策里就充满了这种事情。当然，陈平盗嫂的记载也是有价值的，其意义在于，如果此记载属实，它就可以证明两条虚假史料，即灌婴当时在在荥阳，陈平从来没有被派去辅佐韩王信。当然，如果另外二者为实，则盗嫂之说为伪，又何疑哉。从陈平盗嫂的编造，不禁令人想到关于张良对韩信的推荐，也有可能是蒯通编造的。所以，寥寥无多的楚汉战争史料中，还有大量甄别工作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