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与激情也不知凡几。如果拿出哪怕当年十分之一的精力来图自保，可能局面就会不一样。怎么会是这样呢？如果用樊哙谏刘邦的话来说，就是“想当初，义帝带领我们攻秦，气吞万里，何其壮也。今天安危未定，又何惫也？”是啊，让人想不通啊。历史不容许假设，但无解的历史，不假设又如何能过得去。如果楚怀王有一支私人拉起来的军队，其结果将如何？项羽要将其迁走，恐怕就没那么容易。楚怀王动员了数十万人马上前线，从其中挑选训练一支人马并不是一件难事吧？即使灭秦以后，楚怀王也有的是时间组建一支私人武装。但这些他都没做。那么没做的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除了灭秦以外，他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即使这个事情关乎他的性命，也没什么两样。
在安置楚怀王一事上，项羽也显示了其特别能忽悠人的长项。项羽徙义帝时曾有托辞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实际上项羽是佯尊楚怀王为义帝，将其迁到非常偏僻荒凉的地方去了。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据《黥布列传》，“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长沙是今天的湖南省会，繁华得很哪，而在当时可能是荒蛮之地。《秦楚之际月表》记项羽使义帝“徙都江南郴”，《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皆以义帝徙长沙郴县，似乎郴县是长沙郡治。实则不然。郴只是义帝的死难之地，而非其都城。秦有长沙郡，项羽分封时也要按秦的版图来分。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郴在长沙郡南端，长沙郡治为临湘，即今天的长沙。考虑到秦郡名称往往来自于具体地名，如代郡、钜鹿郡、邯郸郡、砀郡，不能排除当时长沙既为郡名又为郡治地之名。吕思勉先生以为：“郴在楚极南，项羽即欲放逐义帝，亦不得至此，然则《黥布传》云都长沙者是也。《项羽本纪》之郴县二字，盖后人侧注，误入本文。”（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此论颇有理。正因为义帝之都为长沙，项羽欲灭之乃动用了临江、衡山、九江数国之力，若开始就在郴，则临江或不当预其事。而吕先生以为郴为后人侧注误入本文，或不确。因为司马迁也有排比失当的问题，类似情况在《史记》中多处出现，故不得归咎于后人。另，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提到长沙，汉定天下后，吴芮被封为长沙王，估计都是这个地方。
义帝徙长沙之事应该在汉元年二月就定下来的事，但《秦楚之际月表》又记曰：汉元年三月。“（义帝）都彭城。（项羽）都江都”。此记载表明，在二者的交接期内，义帝仍然住在先前的地方。至于项羽之都江都，或是义帝未迁时事。此江都在秦时为广陵县，大概就是召平为陈胜下广陵的那个地方，其地在今江苏扬州西南夹江北小沙洲上。今人陈直《史记新证》以为：“《秦楚之际月表》，义帝元年二月，项羽都彭城。同月，又都江都（武英殿本，据宋刻）。此条重要史料，细字夹杂在表文内，学者多不注意。仪征刘毓崧先生有《西楚霸王都江都考》，见青溪旧屋集。”刘氏文未见，另，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称：各本此格下衍都江都一格。”据此，项羽都江都一事，非孤本抄讹，而是广泛被后人从《史记》中传下来。此事的可能性极大，不当简单视之为传抄错误。估计在义帝迁出之前，项羽在江都或成立了一个建都机构。在这个时间点上，各记载所谓都郴事，或只是计划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
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哪里能让义帝一直待在彭城不走呢？于是，他就派人对义帝采取了驱逐行动。义帝又没有自保措施，在项氏的强力面前，只有避让一途。义帝失势后，其臣下纷纷离去另择高枝。这些人可以指认的有叔孙通、陈婴、吕青，或者还有吕臣，这使得他的境遇相当凄惨。失去了左右帮手之后的义帝可能只带了为数不多的随从前往长沙。尽管如此，项羽还是不想放过他。项羽对义帝的顾忌，除了政治上的短视因素外，义帝存在的本身，对项羽的权威构成潜在威胁也是重要原因。于是，在义帝归封的路上，项羽布置了暗杀行动。最初，他指使临江王共敖及衡山王吴芮动手，但未能如愿。估计共、吴二人不愿对故主行不义。所以，义帝能够经过长途跋涉，安全抵达长沙。项羽虽然是天下霸主，但对共、吴二人并没有绝对的生杀之权，所以共、吴不奉命，项羽也没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