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一直玩到了中午，三匹马拉着的一辆大马车给犯人们送来了饭，我们才回家。
爸爸上了一天班，吃过晚饭就又走了，晚上还要继续上班。他被分配去管刑满释放的那些人，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每晚要组织这些人从七点到九点半进行政治学习，十点才能回家。爸爸走了不久，胖翻译和蓝菜花来我家玩，他俩的爸爸也去监房上班了，也是组织犯人学习，时间和刑满释放那些人一样。我们觉得很奇怪，在监狱里的犯人和刑满后出来的犯人待遇怎么会一样，这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那些刑满释放的出工和犯人出工惊人的相似。
那些刑满释放的出工除了不向战士报告，他们是要给干部报告的，也要站队、也要报数，出工时也要列队。不同的就是他们自己可以拿工具、排着队去劳动工地不喊口令、可以在队列里说话、抽烟、步伐乱七八糟，中午在工地吃饭时要用饭菜票，没有部队押送。
晚上收工回来时，犯人要向监狱门楼上的解放军报数、报告后才能回监狱。刑满释放的要向干部报数、报告后才能回大院。犯人和刑满释放的人，称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通称干部为“队长”，称解放军为“班长”。无论你是厅长还是师长，到了这个地方，就统统变成了“队长”、“班长”，很“平等”。我觉得有些好玩，有些好笑。
慢慢地，我弄清了犯人和刑满释放的人的区别。
犯人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们的活动区域仅限于监狱、劳动工地和去劳动的路上，没有干部或是哨兵的允许，不能离开监狱半步。除了刑满被释放，他们是走不出监狱的。但监狱里也有幸运一点的犯人，这就是表现好，剩余刑期不长，没有逃跑思想的犯人。经过考察后，认为他们不会出任何问题，就会把他们从犯人群体中分离出来，让他们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象打扫卫生、运送垃圾、在工具间修理农具、去没有哨兵看押的地方劳动等等。一般情况下，这些犯人都是3—5人一组，在一个干部带领下从事劳动。一个两个犯人单独去干活时，干部就不会去管理他们。这部分犯人被称为“零星犯”，他们可以在整个中队的区域内活动，只要按时回到监房就不算违纪。
因为这些“零星犯”有一定自由，他们就受到了那些没有自由的犯人的“热捧”，成了其他犯人巴结的对象。
那时候，政府每个月给每个犯人发有几元钱的零用钱，这些钱是供他们买生活必需品的，如牙刷、牙膏、香皂、信封、信纸之类的东西。但这些钱不会发到犯人手中，都是由中队统一管理，犯人需要什么，由中队统一购买。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犯人手中拥有现金，这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犯人逃跑。因为，犯人手中无钱，逃跑后他就不能乘车，不能住店，就没有吃喝，以此来打消犯人的逃跑念头。
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有个犯人逃跑了，他手中没有一分钱，只有一张他自己写的，用萝卜刻成公章盖着假大印的证明信，他住店时拿出了这张假证明（那时住店，必须要有证明，否则不能住店），告诉旅店，第二天他的汇款就到，到时补交住宿费。晚上他就偷了其它旅客的钱，结果被抓了现行进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他就要求立即把他送进看守所。那是因为他已经三天没吃上饭了，快要饿死了。到了看守所，就有饭吃了。为了再不遭受饿肚子的厄运，他马上交代了自己是个逃犯。被送回监狱后，这个犯人说，以后就是打着让他逃跑，他也不会逃跑了，饿肚子的滋味太难受了。
虽然制度严格，但部分犯人手里还是藏有现金，这些钱基本都是亲属探监时偷偷塞给犯人的，但他们没有机会去花这些钱。
在那个年代，物资很匮乏，给犯人供应的东西少之又少，在身上藏有“私钱”的犯人，就想方设法要把身上的钱花出去，买一些稀有之物，“零星犯”就变成了他们的“采购员”。
这些“零星犯”也很乐意给其他犯人当“采购”，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赚取一些差价。如那时的“百花”牌香烟八分钱一盒，拿进去就变成了一角六分。一盒一角八分的战斗烟，拿进去就变成了两角五分……他们还会从刑满释放人员那里买些熟食，拿进去卖给其他犯人，那种东西价钱就更贵了。有点私钱的犯人都在拍这些“零星犯”的马屁，讨好他们，生怕不给带东西。当然，他们做这些都是在瞒着干部偷偷进行的，一但被干部发现，他就会失去做“零星犯”的资格。
当时监狱里关押的犯人，罪名乱七八糟，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宰杀耕牛、偷盗农作物、盗窃公私财物、打架斗殴、强?奸等等被判刑的。有的犯人，在农村仅仅偷了几斤红薯、几斤豆子就被判刑了，被耽误了一辈子，很不划算。还有一些历史反革命（旧军人、特务、帮会成员等）、现行反革命被判刑的，还有不知道是如何进监狱的。
19中队就有一个叫“张没名”的犯人，他在监狱里改造了七、八年，却没罪名，花名册里有他的名字却没他的档案。在文革的内查外调活动中，监狱也开展了挖余罪、打现行工作。干部们在整理档案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