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灏功”三个字如此组合起来，就是银子的意思！
副总统黎元洪安排花车送，大总统袁世凯派总统府大总管袁乃宽亲到火车站迎接，并使用去年迎接**时的鎏金马车代步。
热闹、热情，排场很大，起到的作用却很小。大总统府里的会谈除了家长里短之类的废话外，连核对票面式样的过场都没走，就高规格的安排程灏功下榻六国饭店，并允许随行警卫在六国饭店执行勤务。
程灏功来得急，袁世凯还没看清楚利弊，自然也没想好对策。热情的接下来，安排好，争取一点折冲的时间，拟个办法出来才好说话。
由此，不消两天工夫，六国饭店门口的第九师警卫就成了街头巷尾和京城小报的议论对象。
有小报曰：鄂军为何着靛蓝色军装，乃是靛蓝为最廉价之染料也，可见鄂军之穷困潦倒，也可见程某来京之真意。
又有小报曰：狗眼看人低！岂不见鄂军警卫之德造毛瑟九八乎？岂不见鄂军牛皮披挂一套价值十三两乎？岂不见鄂军腰间的新式武器手炸弹乎？
还有小报
报纸拌起嘴来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大总统的财政会议上有人也拌起嘴来，乃至差一点大打出手。
这事儿说起来就话长了。
袁世凯是北方人，常年在北方做官，又积极推行新政，其中私人牟利不少，却多半经由一个“财团”转折而来，当年的载沣想抓把柄而不得。这个财团乃是以周学熙为首，还有孙多森、陈一甫、李希明、王锡彤等家族，为新北洋官僚资本的核心。自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就首先把大清银行改称中国银行，时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乃请老伙伴孙多森出任总裁，整理银行事务，也算颇有成效。但是，依靠官僚资本给**政府解决财政困难，也就是说让袁世凯为首的官僚群体掏自己的钱给自己把持的政权解决一点财政困难，看似简单，合乎常理，却是万万做不到。
大借款被六国银行团纠葛，被**指责，拖到1913年4月才签约。( 就爱看书网)那么，4月以前的北京政府靠什么维持？周学熙没能完成的事儿，梁士诒却搞定了！不仅仅主持了大借款谈判，还在北京政府最缺钱的年关时候拿了一张五百万的支票出来。
由此，梁士诒以大总统秘书长兼财政次长的身份主管财政部，他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孙多森踢下中国银行总裁的宝座。
按说，这就是袁世凯集团内新旧显贵们的矛盾了。但是在程灏功携带票面式样进京，准备按照北京政府前番整理财政的办法发行“银两兑换券”的“进逼”之下，莫大的利益出现，莫大的危机也随之出现，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的背后矛盾激化了。
发钞票，对北洋老人来说不稀奇。银两兑换券这东西古而有之，前清时有私家的银号、官办的官钱局都出兑换券，北洋官钱局出的印有李文忠公（李鸿章）头像的兑换券，估计参加大总统财政会议的诸人个个都有不少。
大家都知道，发钞票是能赚盈余的，并非有1两银子就只发1两兑换券，而是可以发15两左右。结余5两用来干啥？用来买市面上尚在流通的现银，再换兑换券，又用兑换券买白银，再最后，兑换券不值钱了，发行钞票的银行没信誉了，老百姓拿着一张张废纸挤兑了。此时，干脆点的就关门，心黑的还有一招，拿点银子出来先对付过去，再印另一种版面的钞纸，一换十甚至一换百，于是乎，新版面的钞纸似乎值钱了，流通开来。结果却是一场空，很快又变成废纸一张！银子呢？在某些人口袋里揣的满满，咱另开一间银行接着弄！
尼玛，这事儿谁不会做？
所以，周学熙就要动手抢！梁士诒最近正得宠，哪肯把到嘴的肉让给周某人吃？于是乎一塌糊涂喽！
“砰”的一声响，老头子拍了桌子。得，剑拔弩张的二位，歇一歇，听老头子发完话再接着练。
今时不同往日，袁世凯是要江山的，不能拿前清的那种票号的搞法来办事儿了！
“燕孙，此次是与工商发展银行合作办事，你说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有多少股本啊？”
“大总统。”梁士诒恨恨的瞪了对面的周学熙一眼，说：“中国银行实有官商资本1万两，存款约5万两，准备募集股本6万元；交通银行前番筹资收回芦汉铁路和电报局商股，又加李经楚（李瀚章子，李鸿章侄，曾任交行总裁，因亏损而去职）经营橡胶不善亏损巨大，已经是资债相抵，本金所剩无几，亟待增补，此次正是良机，千载难逢，不可错失。大总统可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工商发展银行三家发行纸钞，承兑流通中略施手脚，则共商发展银行之股本为我所有也！”
袁世凯对银钞之事也很熟稔，听梁士诒说的好，可本金就那么一点，等在六国饭店的程灏功岂肯让你做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