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南方融合上，李唐的手段几乎是差不多，大唐建立之初，唐朝的南方，同样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势力。但在那个时期，南方边远地区尚处于发展的滞缓阶段，族属分化不十分明显。唐朝立国后，南方大部分地区随着萧铣的投附而归顺政府，岭南地区亦以其头人冼氏附唐而得以顺利地解决。与北方比较而言，唐朝在南部几乎没有动用大规模的武力。唐朝军队的调动和征用，几乎都在北方。事情很清楚:北方，特别是西北，分布着几支成熟的民族势力，它们的存在比唐朝还要早许多，北方政权的成熟和完善，使其发展与中原王朝不相上下。唐朝征服北方和西北势力，构成了前期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民族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上文太宗华夷一家的所指，主要集中在北方民族。太宗在征服东突厥之后，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朝臣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将他们安置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南）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之间的长城地带，其上层人户则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等城市之内。唐朝之选择长城沿线安置突厥降户，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保持，另一方面则更利于中央对他们的控制。为安抚外来的降户，唐朝势必要作出妥善的安排，这样才有利于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稳定。于是，各个不同民族势力之间差别的泯灭和彼此之间的求同存异，就成为王朝追寻的目标。处于这种情势下的民族观念，自然是华夷一家或彼此不分了，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使得汉人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这话儿虽有些作秀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大唐的民族政策之开明则的确堪称历代之冠。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句丽百姓一万四千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此外，唐朝对于非汉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驸马。开元、天宝之际、非汉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的组成部分。安禄山、哥舒翰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绝对见不到的，更非蒙元的以族分等，清的虽尚满汉一体实则行满汉大防政策所不能比拟，这种大融合所带来的最大好处，便是外敌边患较少，能在数百年来保持朝廷的稳定，当然了，也不是没有弊端，这些番邦武将多半掌管权势，一旦唐朝衰落，很容易遭到反噬，可问题是就算没有少数民族，一个朝廷一旦衰落，也会有内部反乱的，相比大宋对辽、金、西夏、蒙古的日日防御，大明对蒙古年年征战，大唐的民族大融合，至少能延续百年之上，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发展。自受命征战蒙古，杨峥就一直思索这个最让他头疼的超级问题，大明与蒙古说到底是两个敌对的兄弟，前者从后者的兄长手中夺取了属于弟弟的宝座，后来弟弟强大了，又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宝座，于是两个敌对的兄弟，一个为了守住自己的宝座，一个为了重新夺回好不容易得到了宝座，争得你死活我，可要说真有什么深仇大恨，显然是没有的，之所以过了将近百年，双方还在争斗，说到底还是面子放不开罢了。
大明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蒙古人自以天下是我家，我蒙古的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思念作怪，加上以外族入侵中原，把一个汉人一手打造的花花江山占据了上百年，中原的繁荣华丽让蒙古人时时怀念，不时的生出夺回来的念头，如此一来，你容不下我，我也容不下你，双方斗得你死活我，这样的局面与大明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负担，需要时时防备，朝廷的消耗大抵如此，以杨峥看来，大明在历史上地位不如唐宋繁荣除了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之外，最大的根本还是在于蒙古人如影随形的威胁，而对蒙古人而言，大明年年用兵，同样阻隔了他们壮大繁荣，甚至是日常的生活，他们未必是想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江山，局面到了今日，谁都看得出来，这天下早已不属于黄金家族，只是昔日的辉煌，给了他们无数的念想，才不得不去应对大明无休无止的战事，双方斗得你死我活，到头来谁也没从中得到好处，反而越发不如先前。
战事不过是杨峥此番用来谋取某种和平相处的手段而言，最终的目的无非是通过这场战事，在接下来的谈判上拥有更多的筹码，因此对于这场的战事，在心头的规划尚未明朗之前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可赢了这场战事，接下来该如何取舍，他不得而知，心头那点模糊的想法始终不能走出脑海，而这也是他苦恼的所在，没想到今日无心之中观看大唐史记，本只是消遣时光，却不想获益不少，大明与蒙古说到底是一家人，若能走上大唐大融合的路子，未必不是一件喜事，但细细想来，却又觉得此举未必适合，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