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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无力经营的小商小贩，在头破血流之后，不得不重新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地上，如此以来人力重新被土地所束缚，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不变，且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百姓所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大，迫使百姓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耕作上，这样的后果即便是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也难以改变百姓的日复一日的贫穷，依赖于农业的国库，也难以充盈。
可以说大明延续六十年，时至今日其弊端正是在此。
苏州作为一个繁华的城池，他有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古迹名园”的独特风貌，可以说其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相较于汴京城好不逊色，事实上从宋代时，苏州城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甚至商业的发展都走在前途，即便是与汴京城相比也好不逊色，能有这一番景象，说到底还是其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作物的数量增多，出现了茶叶、蚕桑业等商品性农业，尤其是蚕桑业后来居上，逐渐成为蚕桑业中心。除传统手工业不断壮大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部门，成为丝织品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金银制作业成就非凡，有“造作局”专门制造牙、角、玉等制品。商业发展冠盖东南，城中商业交易频繁，市场分工日趋细致，城乡经济联系更为加强，以至于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描写：“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
元代时“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城市中有河道堙塞、“人皆聚闾而居，开凿为难”的说法，不难想像人口多、密度大的盛况。丝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以至朝廷设立了“织染局”，作为专门的织染机构。另外，民间协调和管理丝织业的行会组织也开始出现，其商业活动的数量之大和范围之广不亚于汴京，可惜的是大明建国六十余年，苏州非但没有延续前朝的辉煌，反而是走了下坡路，时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这样一个繁华富庶的城池，竟连寻常的税收都难以维持，究其原因，当真全是洪武爷怒其张士诚加重了这一地区的田赋所造成的困境么，这固然有之，可洪武加派的赋税再重，能重得过宋给辽、金的岁币，给西夏的岁赐，以辽为例，就大势而言，澶渊之盟后岁币给绢银合计三十万匹两，仁宗时增加到五十万匹两，每年定期缴纳，比起这些，洪武加派的那点赋税着实不算什么，可就这么点赋税，苏州仍旧承受不起，大量百姓逃亡，昔日的繁华早已是昨日的黄花，若硬要说苏州破败的原因的话，除了土地对苏州的束缚外，的确在找不到任何牵强的理由。大量的百姓因朝廷重农抑商，不得不将大半辈子埋与土地之上精工细作，这样的结果，固然为大明造就了不少粮食，可其弊端也十分的明显，百姓没有更多的空闲，因为贫穷购买商品便成了奢侈品，购买力的下降，造就了苏州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必然减少商人的从业人数，使得大量的人埋首黄土，从而导致农业始终占据着苏州大半个江山，若说湖广一带到也罢了，哪里人少地多，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未必没有出路，可苏州就不一样，其城池附近水网密集，北枕长江，西临太湖，其间又有阳澄湖、淀山湖、金溪湖、庞山湖等星罗棋布。大运河自常州东来，环绕苏州城，至城西北有白公堤相连，至正西“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府城内河凡三横四直”，四通八达的水道也成为苏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动脉，从宋代开始，苏州的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快速拓展，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全国各省区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商铺二百三十余家，主要涉及的行业有丝绸业、棉布（花）业、染料（坊）业、蜡烛业、烟草业、餐饮业、典当钱庄业等五十余个，这些有利的因素足以说明，苏州天生就是一个商业的城池，发展农业只能限制它，而非壮大它。
事实上这一切已经过这漫长六十年做出证明，当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土地上，人力、物力、财力都被土地所束缚，而在人数不断的增长的情况下，想要更高的享受，唯有拥有更多的土地，以便于从中获取他们想要的财富，这样造成的后果便是土地迅速被富户、大户、地主豪门所兼并，而失去土地的百姓因依附土地，不得不投其门下做了佃户，反过来地主豪门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除了压榨百姓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年月好尚且能活下去，一旦年月不好，一年的辛苦可能付之东流，从而做了亏本的买卖，所以许多名其曰是地主豪门，日子过得并非书中描叙的那般富丽堂皇，倒不是说他们不想，实则在土地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更多的财富供他们去挥霍，去浪费，地主豪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寻常百姓。
让一个本是适合商业的都城，却发展农业其本身就是一大错误，好在这错误错的并非不可挽回，无论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