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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阁里，杨士奇等人足足等了一炷香的功夫，在这一炷香的功夫里，三人也没闲着，除了思索着如何应对这场大雪灾之外，就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三人彼此交流了看法，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从而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雪灾，如何应对，三人心里都有了一个大概的章程。⊥，..
凡事就怕心头没了准备，一旦准备充足，再大的事情，再难的事，也足以应付了，有了这份自信，三人继续坐着喝茶，但皇帝迟迟没来，杨士奇等得不耐烦，便让人将江南这些年的奏折，拿来看。
这些奏折虽说都是经过内阁的手，但毕竟是多年了，许多也忘了不少，趁着这场雪灾，三人也好有查看的功夫，一来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二来也想看看这几年江南是个什么模样，能精细些，再精细些也好。
三人这想法，可苦了几个当值的太监，江南是大明赋税重地，一直都受皇帝重视，五年下的各种圣旨，奏折，疏不少，一番忙活累得几个小太监差点没趴下，本想着伺候着三人，讨个好印象，哪想到好印象没留下，人差点没被累死。
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疏、圣旨，三人各自分工，杨士奇看圣旨、杨荣看奏折、杨溥则看疏了，三人都是干练之臣，奏折虽多，也不过半柱香的功夫便整理了出来自己想要的，三人将各自认为有用的写下来，然后彼此统一意见，竟发现，短短的五年，江南的富庶足以让三人自豪无比。
先说纺织业上，松江是棉纺中心，民谚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盛况空前。”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应皇室的丝绸料达5000到10000匹，产量仅次于江浙一带。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专设《工律》一篇，对军民官府营造的申报审批、营造所需材料、财物、人工，制造器物的品种规格等等都作了规定，违反者治罪处刑。
为了体恤江南的困境，朝廷甚至容许，官营和私营并营的局面，许多私人的产业甚至已有超过官家的势头，生产规模比较大，经常有几十万技术高超的工匠轮番劳动。行业多，分工细。朝廷为了江南提供足够的能工巧匠，不惜更改的匠户匠籍制度，工匠分轮番匠和住坐匠两种。轮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个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时间为官府做工，月粮由国家支给，其余2/3的时间自由支配。这种工匠比元代长年固定在官府生产的工匠，有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从而给了江南更多的人力支持，短短五年功夫，江南的工匠多达一百多万人，差不多赶得上京师了。
再说江南种植上，从洪武爷还未正式称帝的龙凤十一年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增加。不种桑的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这种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明王朝建立后，更将这一制度推行全国，并规定科征之数。明初种植政策得到较为有力的实施，湖广布政司二十八年报告，”所属郡县已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全国估计，在十亿株以上”。广泛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生产原料，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蚕丝生产与丝织工业，此后永乐、洪熙、宣德莫不是对此道加以支持，如此大力支持下，促使了工商业市镇的崛起。这类市镇在全国各地均有，但以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数量最多。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南翔镇、外冈镇是著名的棉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嘉兴镇都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以松江为例，在洪武之前，还是”城多荆榛草莽”，到洪熙年间已是”生齿浩繁，居民稠密……计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再看乌青镇，”(洪武初)虽云重兴，亦不尽复。迨宣德间，年谷屡登，居民殷富，锐于兴作，……民居则鳞次栉比”。“随着朝廷的扶持，这几年，粮食、棉花、生丝、食盐、烟草、绸缎、棉布、瓷器及其他各种手工艺品都成为主要的商品，其中松江的棉布“衣被天下”，苏州的绫罗纱缎“转贸四方”，景德镇的瓷器在全国东西南北“无所不至”。工商业城市的繁荣 这时全国性的工商业城市，首推北京与南京，人口皆在百万以上。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松江是棉织业的中心，苏、杭二州是丝织业的中心，芜湖是染业的中心，铅山（今属江西）是造纸业的中心，景德镇是拥有数十万人的瓷都。此外，浙江的湖州、山西的潞安和西北的兰州等地，都是纺织业的中心。山西的平阳、河北的遵化、广东的佛山，都是冶铁业的中心。至于商业大城市更是多到三十余，散布在长江两岸、运河两岸、东南沿海及其他地区。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
虽说因经济实力，全国各大城池因位置，人口、文化，朝廷的扶持力度原因，使得南北不平衡的，可与江南是朝廷赋税重地，自宣德登基一来，朝廷是豁出去的支持，压根就不存在不均衡，事实上从这几年各地官员上奏的奏折也可以看出来，随着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