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得到女皇召见，所以武柲也不敢冒然前往，毕竟若如此前去探视，这就很明显暴露了自己在她身边有亲信。如此明目张胆安插亲信的做法，那无异于找死，若再暴露了目的，那就是无知了。
如此，武柲便继续说道：“诸位臣工，本王想问诸位一个问题，君、臣、民，谁为最大，谁次之，谁为末？”
顿时，诸臣你看我，我看你，竟无人回答，武柲正要叫人回答，娄师德站起身，拱手道：“殿下，老臣为官三十余载，又常在边关州县，深深明白百姓的力量是何等得紧要，故而老臣认为，民为大，君次之，臣为末。”
武柲点头道：“娄相此番依据，颇有道理。谁还有不同意见？”
吉顼顿时躬身，道：“殿下，臣虽为官时日短暂，也不过几年，但臣一直在京师，知道朝廷若有一位开明而励精图治的君王，当是天下臣民之福，故而臣以为，应该是君最大，民次之，臣为末。”
武柲依然点头，说道：“吉中丞此言也深有道理。谁还有不同意见？”
豆卢钦望为右相，若再不发言，显得他成了摆设，于是便躬身道：“殿下，一代贤明的君王固然是天下臣民之福，但君王毕竟是一个人，还需要有能臣干吏才能使朝廷运转顺畅，才能使君王的意志准确无误地传达到各州各县，那么臣以为。君为先，臣次之，民最末。”
武柲依旧点头。说道：“豆卢相之言很有道理。谁还有不同意见？”
诸臣见宰相们一个个发言，于是议论之声便再次响起，只是比之适才的吵闹，多了份理智。
不多时，诸臣你一言，我一语，便讨论起“君。臣，民”孰重孰轻。武柲也是大为感叹，古人的智慧，是不可轻易下结论的，平时沉默。那只是缺少一个时机，缺少一个引导者。那么他，武柲，将会是那个引导者吗？
诸臣的为官之路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学识也不同，那么思考问题的方式便不一样，更进一步，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除了娄师德等三人的结论外。还有君臣一体之说；还有君为最大，臣民一体之说等等。
但不管怎样，没有人把君放在最末。武柲明白，即使是开放如这个时代，君的地位是最为崇高的。
于是，武柲说道：“诸位臣工，所说皆有道理，都有充分的理由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就这一点来看。本王很欣慰，让我看到了你们是在为这个朝廷着想。是在为我大周朝呕心沥血。”
诸臣几乎异口同声地躬身说道：“是殿下教诲，臣等不敢居功！”
武柲一阵腹诽，这些个臣子啊，还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总是想做一个谦谦君子，美其名曰，谦虚是一种美德！
他缓缓说道：“诸位不必谦虚，那么本王就依诸位如此多的观点，来谈谈本王对“君、臣、民”的看法。”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武柲谈论了自己对君、臣、民的看法。就武柲来看，君，是一个帝国的最高领袖，那么他的职责应该是总揽全局，对帝国未来的发展勾画出一张持续发展的蓝图，这张蓝图不一定足够宏大，但必须应该是让百姓安乐而富足的蓝图。
臣，是这一张蓝图的参与制定者，包括这张蓝图的所有细节，涉及到政略、军事、民生、赋税、国库等等。那么一个品质优良的能臣则会让这张蓝图更加丰满，蓝图中的每一个即将实现的目标将会更容易实现。而且臣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不仅是郡王意志的执行者，更是一个睿智君王的得力帮手。
民，是每一个朝代的芸芸众生，是这一张蓝图的最终目标，也是蓝图的实现者。太宗皇帝曾教导高宗李治说，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可见，民是每一个帝国的主体，不论是君，还是臣，都离不开民。
那么君、臣、民，谁为最，谁次之，谁为末呢？武柲认为，不同的理解，便有不同的排序，但就其个人而言，三者矛盾且缺一不可。
武柲的讲话徐缓而有力，即使有的臣子听不明白，但依旧被里面包含的内容所吸引，而理学官员则是如痴如醉地听着武柲的讲说。
凡理学官员都知道，能够听一次殿下的演讲，是非常受用的，每次听完后，真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但殿下的演讲如同他的字画作品一般极为难得。
下朝之后，武柲最终决定，还是暂时不进宫为妙，女皇多疑之心越来越重，不能在这关键时刻有所马虎。
坐在马车中，他则想着市舶司首官的人选，他决定让副宰相兼任，那么是宋璟？是颜元孙，还是张说？
张说是地官侍郎，不适合再为市舶司首官，他便放弃了。颜元孙忠心有余，才能也有一些，但魄力不足，市舶司是新生事物，需要一个极有魄力的人先把框架搭起来，那么只有宋璟了。
当然，武柲也可以选姚元崇，但姚元崇在朝中的位置太重要了，而且他十分信任姚元崇，从这一点来看，他不能放姚元崇走。而宋璟为凤阁侍郎，检校侍中，侍中之责与他本官之职冲突，不宜再为凤阁侍郎，那么就让他到广州去吧，先把市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