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对于文革的评价也迅速逆转，在之后的几年里，一场大规模地拨乱反正的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着。赵大妈的沉冤终于昭雪，市教委的负责人亲自登门给赵大妈恢复了名誉和职称，并请他回学校任教。赵大妈在办理完复职手续之后又以有病为由申请了病退，正如当初她对八瞎子所言，她永远都不想再登讲台。
国家全面改革之后，人们的生活也是日新月异，最明显的就是百姓脱离了衣食靠供应的定量制，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八瞎子在退了休之后有了可靠的养老金，一日三餐也不再依靠赵大妈，他每天闲溜达走到哪吃到哪，路边随便一家餐馆总会有他的一杯酒，一碟菜，一碗米饭和最后的一碗鸡蛋汤。八瞎子的退休金虽然不多，可是用来维持这样的生活倒是绰绰有余。尽管如此，每到逢年过节，赵大妈总要做点好吃的给八瞎子送去，平日里隔三差五大约每周赵大妈都会抽空往八瞎子家里去一两趟，主要是帮他收拾一下屋子，顺便带走一些需要盥洗的衣物，即便不再是近邻，也依然如此……
二百九十二回 花子
“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随便打人？还讲不**？这是侵犯人权！”韶琪对赵大妈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还有些愤愤不平，她跺着脚说道。
赵大妈看了看韶琪，笑着说道：“你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当然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早就砸烂了公检法，一切讲的都是政权，权就是法。”
“您遭了这么大的罪，落实政策的时候就没什么说法吗？”李正问道。
“唉！都过去了，还提那么多干嘛？你看大妈我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不也是个万幸么？”
“难道还有比您更不幸的人么？”李正又问道。
“当然有！”赵大妈回忆道：“跟我同期挨批斗的还有个男的，他叫张日强，有里通外国和叛国两项罪名，提起他也是真够冤的……”
赵大妈又讲出了一个关于张日强的故事：
张日强是54年在哈工大的毕业生，学的是桥梁设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在了市水利局当技术员。同年，国家要在当时的大伙房村建水库，这就是现在的大伙房水库名称的由来。当时的规划是在建水库的同时，还有修一个水电站，可是当时的水电机组还没设计出来，恰好小丰满水电站有一份日本人逃跑时没来得及销毁的技术资料和图纸，这份资料和图纸到了市水利局之后却因为看不懂日文而无法确切地了解资料的详细内容。这时候张日强自告奋勇，主动要求翻译这份资料，还精心制作了一台水电机组的模型，为大伙房水库的落成和发电机组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可是，他又是如何在文革期间背上了里通外国和叛徒的罪名呢？”赵大妈用疑问的语气继续说道。
“难道就是因为他的名字中有‘日强’两个字？”李正猜测道。
“在那个时候因为文字狱受冤的还真不少，可张日强不是，或者不全是。一个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生在那个对日本恨之入骨的年代是如何学会的日语这首先就令人怀疑，但关键的问题是出在了他母亲身上……”
1913年，一对日本夫妇响应政府向中国移民的号召，跟一大批日本农民一起来到了中国的东北，这对夫妇在吉林的东丰一带落了脚，垦了一片荒地开始了在中国的农庄生活。后来，两夫妻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大女儿名叫和惠花子，二女儿和男孩还特地取了中文名字英兰和英男。
31年，日本人企图占领东北，开战之前，日本国召回移民为发动战争做准备。9月中旬，花子的父亲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全家必须在三日内与其他地区的侨民在奉天集中。第二天，花子她们全家乘上了梅河口开往奉天的火车。可是，没料到火车在十八道岭附近遭到了一伙“土匪”的打劫，还与车上的乘警交上了火，人们立刻纷乱着弃车往山根下的一片树林里跑。那时候花子还不到十七岁，妹妹十二岁，最小的弟弟只有七岁。爸爸抱着小弟，妈妈拉着妹妹，花子紧跟着妈妈，他们随着慌张的人群进了树林。花子跟着前边的一群人穿过树林沿着山下的一条小路一直来到了一个村庄前，这时候的花子才发现自己的父母并不在人群中。
村头有几个村民过来探风，花子从村民的口中知道了这个村是十八道岭村。有个村民过来问花子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花子一着急竟说出了自己的日本名字。这村民一听立刻大喊道：“她是日本人，快打她！”另外几个村民闻听齐奔花子而来。花子一惊，她拔腿就跑，身后还有人嚷嚷着：“日本人滚出去！”
花子跑了一阵见没人来追，她顺着原路回到了那片树林。树林里空无一人，只有地上散落着一些人们掉落的遗物。花子出了树林向铁路望去，对面依然是绿油油的青山，路轨上已不见了那辆火车。花子别无它路，只好沿着铁路线向奉天的方向走去，她希望前边不远就是车站，站台集满了人，而自己的父母亲和妹妹、弟弟就在其中。
花子无助地走着，耳边不断地回响着：“她是日本人，快打她！……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