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瞎子还带去了两红两白四双袜子作贺礼，当时的工会主席见八瞎子送的是袜子，就开玩笑想难为一下他，工会主席要求八瞎子把袜子分成红白各一份，分别交给新郎和新娘。在当时四双袜子是混在一起的，靠用手摸是绝对分不出颜色的区别的，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新郎新娘都为八瞎子捏了一把汗。不过八瞎子还真不含糊，他将每双袜子一一分开，然后一半交给新郎，另一半交给了新娘说道：“你们把中间的标签撕开，保证每人得到一红一白各一双没错！”在场人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么，八瞎子和赵大妈又是如何结缘的呢？起初，八瞎子是寄居在市妇联的一间库房里，而单位分福利房是以结婚的先后排序的，八瞎子一直都没结婚，当然分房的事就成了个老大难。后来，市妇联搬迁，原来的位置就腾让给了市公汽总公司，考虑到八瞎子没有住房这一实际情况，市妇联又协调了新抚区饮食服务公司给他安排在十三道街的一处小综合商店做了更夫，其实就是解决他的一个临时住所的问题。就这样，八瞎子白天上班，晚上打更，倒是两不耽搁。每到夏天，八瞎子吃过了晚饭就坐在门口纳凉，慢慢的过来闲聊的左邻右舍越来越多，八瞎子没事就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再后来，那个市长调任到了北京做了轻纺部部长，离任前曾与八瞎子会面，当了解到八瞎子的住房问题仍没解决之后，他又找当时的厂长谈了一次，大概是这个市长的话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过了不久，八瞎子就分到了处在十二道街的一所平房，正巧跟赵大妈成了邻居。
提起赵大妈她其实姓王，53年中师毕业，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专职教师，毕业后分配在了一所小学任教。56年与忠厚老实的赵师傅结婚并育有两男一女，由于赵师傅工作积极，技术扎实人又上进，参加工作不久就入了党，十余年来，他从先进工作者到优秀党员获得了无数荣誉，成为了单位提拔中青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
然而，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背景下，谁会料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竟会给这个幸福的家庭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
68年初，王老师因为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顶撞了学校的领导，继而在随后袭来的一场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了“右派”且开除了公职，最后被移送到居住地革委会处理。
批斗会设在了大官小学的操场，时间是一个星期六的晚7时。这一天赵师傅很早就让孩子们吃过了晚饭，6点刚过，赵师傅就用一个四轮小车推着三个孩子在葛布桥和工农兵电影院一带转悠。当时赵师傅最大的男孩只有十岁，最小的女儿还不到四岁，他们还是一帮不懂事的孩子，完全嗅不出今夜的晚风里有着不祥的味道，他们时而嬉戏打闹着，时而好奇地指点着身旁过往的车辆。
赵师傅推着小车，他一边耐心地哄着孩子，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学校操场的高音喇叭传来声嘶力竭的呼号声，赵师傅知道，批斗会已经接近了尾声，这也是妻子最难熬的时候。
从学校里疏散出来的人群三三两两地从身旁走过，有的指手划脚地窃窃议论着。赵师傅低着头，只做没看见。
这次批斗会开得很隆重，因为在会前半小时高音喇叭就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革命歌曲，将饭后的闲人都吸引了过去，加之革委会居民组的革命老太太挨户动员，使得原本不大的学校操场挤进了上万人之多。八瞎子大概是惟独没参加批斗会的革命群众之一，会前也曾有人登门动员，八瞎子坐在炕上边喝酒边说道：“俺眼瞎，分不出个青红皂白来，你教我去开会，这不是瞎折腾么？”这位革命老大妈被八瞎子顶得灰头土脸，只好作罢。
晚上8点，赵师傅约摸着差不多了，他推着小车把孩子带回了家。
见屋里的灯亮着，赵师傅顾不上孩子，他抢先开门就进了屋。此时的王老师已经换了身衣服，头发湿湿的有些发亮，看来是刚刚梳洗过的。炕上已经铺好了被褥，屋里也收拾得很干净，本来一向就少言寡语的赵师傅蹙在门口，哽嗓噎噎的，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妈妈”三个孩子雀跃着涌了进来，王老师蹲下身一一在孩子的脸上亲了亲。最小的玲玲仰着头用小手紧紧勾住了妈妈的脖子，王老师试图把玲玲抱起来，可是她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细心地赵师傅已经看出了端倪，他赶紧拉过玲玲说道：“妈妈刚下班，让妈妈休息一下。”
（字数超限，下章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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