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看完蒋介石的通电，冷冷的一笑，把电报放在桌子上：“雕虫小技，不过老把戏而已。”
此时二连长李大勇和钱壮在薛林旁边，两人也看了看电报的内容，没感到什么不妥。
“这个通电很好啊，你笑什么？”钱壮不解的问道。
“是啊，总司令已经表示同意汪主席的主张，要召开会议解决国共两党的分岐，如此可以避免流血，是个好办法。”李大勇说道。
薛林叹了口气，说道：“办法是好的，可惜老蒋不往这道上走，你们别看这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罢了，上海滩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李大勇和钱壮互相看了看，不知道薛林是什么意思。
5月22日，汪精卫决意赴汉。临行前，他给李石曾和薛林各留下一信。在给李石曾的信中写到：
“前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能舍去矣。”
在给薛林的信中，汪精卫写到：
“党事至此，以铭之意，惟有提议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到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之同意，于本月十五日可以齐集（越早越好），总以十五日左右为宜。如此会议能开，则转危为巡，或犹可望。”
当天，汪精卫悄然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吴稚晖见蒋、汪合作未成，自己白白辛苦了一场，又气又恼。他半是讽刺汪精卫，半是自嘲地对人说：“汪先生先一向有深刻的总理联俄容共历史，影在脑中，如何能在上海听了几个老朽朋友的一席话，就马上突然变换了一个大方向呢？”
其实他太高看汪精卫了，这个连国都可以卖的人，又怎么能深刻贯彻总理的遗愿呢？汪精卫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他今天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右派们争锋相对，明天也可以为了利益而联合右派屠杀左派，可到了后天他就会抛弃左派与右派而投入日本人的怀抱。
汪精卫的性格本身比较懦弱，没有坚定的立场。
“汪精卫为什么要离开上海？”这天美琪子来看望薛林，问了薛林这一句
薛林微笑道：“他不走也不行，中山舰事件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武汉。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回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
“你们中国人可真复杂。”
“那你还找中国人当老公？”
“我……，你以为我愿意啊。”美琪子说完倒是有些害羞了。
“现在后悔晚了。”说罢，薛林把美琪子抱在怀中，又是一番爱抚。
再说蒋介石，根本就没把和汪精卫达成的协定当回事，汪精卫走后马上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
5月23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下午，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 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和上海工人纠察队领导人徐文思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
可恨的赵子敬竟信以为真，而徐文思现在也没了主意。
蒋介石还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
其实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chan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chan党领导人陈du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du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
《汪精卫、陈du秀联合宣言》发表后，少数共chan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也接到汪精卫的命令不再东下上海（这支军队原本是要讨蒋的，是左派的武装力量），而驻扎在南京的第六军、第二军也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这样一来，南京地区就没有左派驻军了，使蒋介石得以顺利控制南京。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