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组成的，若是论冲锋陷阵、攻坚拔寨，他们估计是比正规军稍微差一些。但是干起治安战这种“脏活”来，却是无比的顺手和熟练，绝对是一个赛一个的节操匮乏、心狠手黑，脑海里从来不会有军人荣誉感这种多余的东西——他们原本就是专业干这个的。
目前孙阳少将手下掌握的陆战部队，大多数都是这样欺软怕硬的货色，剩下的少量正规军，只够驻防凤凰山庄和监视杭州城之用。所以，作为知人善任的表现，上面分派给他的任务，就是截断运河，收容生活无着的漕丁和难民，屠杀地主缙绅，陷害大明忠良，建立占领区秩序，给后方搜集到尽可能多的粮食、劳动力，以及缓解各加盟共和国男女比例失调，外加“特供”给穿越者享用的江南佳丽……
为了最大程度地制造恐慌氛围，以及对杭州官府施压，这些士兵在经过杭州城墙的时候，都会举枪对城头上来一次齐射作为留念，然后赶在守军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撒腿就跑……于是，爆豆一样的枪声从早晨一直断断续续地响到了中午，使得躲在城中的缙绅富户们禁不住的念佛，同时对刘梦谦知府诟病不已：这些该死的髡贼都打上门了，你竟然连个退敌之策都拿不出来！真是一个无能的酒囊饭袋啊！
但是，跟郊外乡下那些地主老爷们就要遭到的厄运相比，他们所受到的这点惊吓，又算不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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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江南水乡一直给人以太平和富庶的印象，但在明朝中叶，杭州也曾经饱受倭寇蹂躏之苦。每一次倭寇扬帆入侵，都是沿钱塘江而上，最大的一次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倭寇万余人进犯直逼杭州。在那个年代，戚继光大帅麾下的义乌兵曾经在此地留下过赫赫威名，迄今仍然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被广为传颂。但是到了崇祯年间的大明末世，最后的一点儿戚家军余裔也早已被埋葬在了辽东的浑河两岸。现在浙江这边的大明官军，实际战斗力普遍还不如由地主缙绅们组织起来的乡勇更给力。
总的来说，到了明末的时候，大明皇帝养着一支基本不能打仗的禁卫军（京营）、近百万只吃白饭不干活的远房亲戚（宗室）、上百万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幽灵军团（卫所军户），还有一伙成天想着如何让政府税收断绝、财源崩溃的阴险官吏（东林党）。即使朝廷想要重新整顿军备，也筹措不到最起码的资金。所以，朝廷除了勉强挤出仅有的一点儿财政收入，供养最后几支稍微象样一点的边防军之外，就只能极为天真地希望老百姓在承担沉重的赋税徭役之外，还要自愿自觉地主动自掏腰包帮朝廷保卫帝国……
结果，当髡贼入侵的消息传来之后，按照这个年代的惯例，刘知府很自然地紧闭城门，绝不出击，同时又派人通知各处乡镇，号召当地的缙绅土豪们组织乡勇，自己来保卫桑梓。而衙门里的书办也翻出了嘉靖年间的老档案，稍微改了改年号、人名和地名，就原样誊抄了若干份，随即向四乡八里发出了《关于在全杭州府范围内加强团练建设的通知》和《关于杭州团练建设的几点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
当然，在这个时空没有叫这两个名字的文件，但是类似内容的文告、札子之类的东西还是有的。考虑到浙江已经很久没有打仗了，民间恐怕不会有多少军事人才。所以按照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倭的经验，知府衙门给周边乡镇发出的文告上，尽可能详细地阐述了各村寨应该怎么组织团练：每户的16～60岁的男丁都要登记入册，三丁抽一丁参加常备军事训练，男丁少的家庭可以几家推举一丁。甲长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也就是说，每个甲长要充当“练头”，亲自带领勇丁打仗。各村镇都要设立公所，由当地缙绅出任公所团总。乡勇们每天要操练，白天巡逻，晚上站岗，对周边的河道和道路严加监视。同时规定了各村之间的联络信号，一声号炮是提醒各村有可疑状况，两声是髡贼即将到来，三声就是敌人已经到达。
这些文告上原本还附有建筑图样，指导各地村镇如何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只是如今髡贼已经盘踞杭州郊外，马上就要四出打草谷，根本没那么多时间给乡民们搞什么深沟高堤、高墙固垒了。所以，杭州府衙也只得告诫地方乡绅们能守则守，实在守不住村镇的话，就往远处还没遭兵灾的县城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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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西郊的余杭镇，还没等到髡贼前锋抵达，光是知府衙门发来的公文，就已经让世居此地的沈陈两大家族鸡飞狗跳了——作为比邻而居的地方势力，这两大家族平时多有龃龉，械斗什么的也是常有的事，但到了这等需要同仇敌忾的时候，两家总算是还有点大局观，暂时是不再去纠缠往日里的那点儿旧怨了。
关于究竟是据守镇子迎战髡贼，还是交保护费花钱买平安的问题，今年已经八十多岁，小时候曾经亲身经历过倭乱的沈家族长沈天德，当即就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力主进行备战。在他看来，根据当年抵御倭寇的经验，位于内陆的余杭镇只要练乡勇，设水栅，派巡船，严密防范，就足以让任